四十二年来，每逢清明节的临近，伤逝之痛便袭上心头，挥之不去。
　　至今我清楚的记得，1973年4月15日早晨，正在中学上课的我接到村上来人急告我娘病危。当时，我家距达仁区公所驻地10华里，在一个叫兰家坡的半山上。我即刻到地段医院请了一位大夫火速赶到家里，大夫初诊后说要将娘送到医院抢救，我和邻居用门板做成担架将娘抬出家门，谁知还没走到一半路程，医生观察判断我娘已无生命迹象。我当下两腿发软，泪如泉涌，匍匐在娘还有一丝体温的身上，久久不起。这一幕也永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我娘，叫崔兰英，系红庙公社兰家坡小学民办公助代课老师，去世时年仅36岁。
　　娘的英年早逝，造成我巨大的精神伤痛。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只要听到别人喊妈叫娘，我的心就在滴血，有时竟半会返不过神来。同时也导致我性格的改变，由活泼转为内敛，意志由柔弱变得坚强。我真切的感到，少年丧母真是人生大不幸也。特别是给幼小心灵的创伤是终生难以弥合的。
　　我十分痛惜娘短暂的一生，却饱受了人间的苦难和煎熬。据我舅父讲，我外祖父解放前从长安辗转到镇安县城经营小生意，母亲两岁时父母双亡，10岁的哥哥抱上妹妹满街寻找，最后托付给同城做生意的姜家收养。建国初和父亲组建家庭，六十年代初又响应“精减下放”的政策号召，从县城到边远的深山区，由城镇户口转为农民。让后辈难以理解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竟然安心农村生活十多年，直到逝世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县城。
　　我十分痛惜娘不该过早离开嗷嗷待哺的子女和亲人。娘去世时，我才16岁，还有两个妹妹，最小的弟弟不到4岁，尚不明白母亲离世意味着什么。那个年代，粮食短缺，几乎年年春荒，青黄不接时，常以糠菜充饥。即使在缺粮断顿的情况下，娘始终保持坚强的生活态度，总能千方百计与饥饿抗争，勇渡难关。
　　我十分痛惜娘不该过早离开她那些求知若渴的小学生。娘的学生一至四年级约20多个，每月生产队给记200多个工分，国家补助12元。娘从不计较待遇的多少，更不计课时的长短，常常为给后进生补课误了吃饭时间。特别是晚上还常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和补课，不让一个有困难的娃辍学。学生们把娘当老师娘一样爱戴，家长们也被娘的一片爱心和善良所感动。记得当年在娘的灵柩前有学生和家长长跪不起，哭诉着娘的好处。去世后也常有学生逢年过节到墓前祭祀上香。
　　如果老娘健在，应该是78岁的老者了。可怜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有赶上今天的好日子。痛惜之余，可以告慰娘在天之灵的是，晚辈们在她精神、品德的教育影响下，学业、事业、生活都各得其所，有的还小有成就。也许这其中有着娘在天之灵的护佑，而我更坚信的是从娘有限的生命时光中，传承给了后代永不磨灭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