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是古代楚国的初兴之地。据《世本》所记，早在商、周之际，楚人的始祖鬻熊即居于丹阳，到西周初年，成王时，鬻熊的后裔熊绎始受封为楚子，仍居丹阳。下至春秋初年楚武王迁郢为止，“丹阳”作为楚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进而研究楚国的历史发展和楚文化的传播，是必要的入手之处。
　　“楚丹阳商州说”发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说此一时期成说还较为单薄，立论中多有推测成份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横空出世的清华简《楚居》的整理、公布和解读，又给这一说法增添了有力的原始力论。因而我们认为先楚文化在商洛的研究工作应该加快进行。这是楚人楚族楚国楚文化给予商洛这块热土莫大的遗惠和光荣！
　　本文试图从楚文化研究目前已成为一门显学，“丹水之阳”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楚文化在商洛的发展与流变等三个方面谈一点我们的浅粗认识，祈盼能引起商洛学界诸同仁对楚文化在商洛的重视与关切。
　　一、楚文化研究目前已成为一门显学
　　楚文化在上世记80年代以前多被人们视为偏在一隅的南方地域文化代表，但是随着埋没在地下两三千年之久的楚文化遗存在上世纪20-50年代相继大量出土，给中国的考古学界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震撼和狂热。但它乘势而起，成为一门显学，是改革开放之后，于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楚文化的兴起，使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中原文化中心论”受到了有力地冲击与补正，楚学研究也因此而受到国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楚人楚族楚国楚地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无比瑰丽多彩，内涵丰富独特，其所展示出来的精神风貌，清奇壮阔如穿越三峡而出的长江，它完全有别于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文化(即中原文化)。南、北这两支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缔造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楚文化的宝贵精神，概而言之，主要是：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破格争先的开拓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合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和崇武卫疆的爱国强军精神。尤其是楚文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上的精华《老》《庄》《骚》，“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自传于后，成为楚文明发展高度的标志，其所表现出的自由奔放、汪洋恣肆、清秀雅丽、精彩绝艳等多种特色，令中国传统文化无与伦比，直可与西方古希腊文化竞辉齐光。
　　纵然这样，楚文化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提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今我们还不能说楚文化的历史面貌、文明的程度，已被我们全面认识清楚。楚文化的诸多问题，仍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就连一些初创性的问题，如：“荆楚”名称起源，楚族的形成，楚始都丹阳地望，楚族的迁徙路线，楚国何时立国，楚文化的特征界定，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楚文化的流变历史等等……也都众说纷纭，歧义旁出，悬无定论。
　　当然，形成目前这种状况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的。公元前223年楚为秦所灭，楚文化遭受到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厄难和摧残。虽然暴力消灭不了文化，但经过秦火的焚劫和时光的冲刷，楚文化赖以存在的物态面貌逐渐被后人遗忘，连楚人所研习的经典著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荡然无存。加之先秦之后，儒家治史历来对楚文化抱以鄙视态度，认为楚人乃“江上蛮夷之国”，故而在其著述中皆记载甚少，或者语焉不详，致使楚国前期的历史简略得近乎空白。这样，楚人荜路蓝缕艰苦创业八百年的辉煌业绩和高度文明，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姓名生平都因而晦暗不明，甚至于湮没无闻。以至于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无奈地写到“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甚而在先秦古籍里连大诗人屈原的名字都没有，因为很多关键性的材料不甚了然，所以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时，只好将屈原的传记写成不合史传文体要求的抒情式散文，这不免让后人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产生敬仰的同时也掺杂着难言的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的不幸。这双重的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逐渐变为一股源于中原文化而又独立于中原文化的历史热流，在华夏子孙的心中涌动，时时牵动着中华民族的神经，催促我们这一代人向这一学术难题不断地发起冲击，使探索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不断延续。
　　我们坚信，楚文化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一定会从今人的不懈求索中而得到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