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丹水之阳”是楚文化的发祥地
　　夏、商之际，中原地区争夺激烈，楚人的先祖祝融部落分崩离析，其中一枝芈姓季连部落为了生存与发展，将自己的步履徜徉于秦、豫、鄂交界的商洛地面，这就是当时许多部落足迹未至的宝地“丹水之阳”。丹阳这地方虽然偏僻荒远，但地理位置优越，与周、商、秦三地联壤，西上东进南下皆称便利，发展不受约束，出产丰富多样。到商代末年，楚族出了一个著名领袖鬻熊，他敏锐地察觉到，正在兴起的周族是可以依赖的势力，于是便去投奔周族首领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周人对鬻熊特别尊敬，文王甚至将他以师视之。到鬻熊的第四代孙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念及楚族先祖的功绩，正式给予楚族以“子男”的封号，并给了相应的地盘，历史文献记载说就在丹阳附近，“号为子男五十里”。但版图狭小，而且地处山林，处境比较艰难。
　　楚灵王时，令尹子革追忆这段历史时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桃弓棘箭)，以供御王事。”而且楚人还要向王室进贡山中出产的一种用来滤酒的叫做苞茅的野草(龙须草)。初创时期楚人生产生活十分艰辛，尽管如此忠心，周人给予楚族的地位待遇并不高。周武王伐纣时，熊丽、侸叔也只有为周天子守火种的份，并非是参与周人灭商的主力部队。另外，周王室指定的田野贡物需求，狩猎采集的生活习性，说明楚先人迁徙路线和居住地选择必须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否则就没有山地居民所必须依赖的生活资源。而“丹水之阳”的商州地理形势及其周围的环境条件正好满足楚人立国之初草创立足的地域要求及条件。
　　首先将我们商洛引入楚文化研究范畴的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石泉先生，他于1982年在《江汉论坛》第三期发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首次提出“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的新观点，使楚丹阳的三种旧时说法又添一力说。他立论的根据是：
　　(1)《大清一统志》明确指出：商县境内有楚山三，楚水二。第一座楚山，即《水经注》所说的楚山，在今商县西南七十里处，又名秦望山。发源于此山的楚水，又名乳水，东流，转东北，又经州城南入丹江。另一个楚山即商山，在商州东南八九十里处的商洛镇南不远。第三个楚山在商州南五里，也是另一条楚水所出，北流，入乳水，即卅里铺河。乾隆《商州志》引旧志所说，云：“自乳水之南，山皆曰楚山；自刘峪口以下，丹水之南，山亦皆曰楚山。”
　　还不仅此，在这些楚山、楚水的东北方，丹江上游北部偏东诸水源中，又有“荆水”。乾隆《一统志》作“清池水”，并载明“在(商)州西，今名荆水。”又引《商州志》所记：“州北荆水有二源，曰大荆川、西荆川。南流，合为一。东南经西北上板桥，与泉水会，谓之水道河。又南，经州西二十里，合于丹江。”荆、楚二水入丹江处，相去不过25里，历史名城商州则正位于这一段丹江的河湾之中，正在“丹水之阳”(北岸)。另据《寰宇记》记载，丹江发源之山黑龙峪亦有“楚山”之称。商州境内有如此之多的楚山、楚水和荆水，早在魏晋六朝时即已见于典籍记载，历史渊源之久远，亦可想见其真诚与不伪，携带历史信息之丰富和珍贵。“荆”“楚”二字古时通用，楚山自可称为“荆山”。楚文化研究会会长俞伟超曾说过：“熊绎之时，既是建都于丹阳，又‘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会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是在荆山脚下。”而商州的荆(楚)山脚下，也正是商州所在的“丹水之阳”河谷平原。这种地理形势构成同商末周初楚人早期生产生活的居住环境，熊绎“居丹阳”，又“辟在荆山”的地望与名称皆能吻合。
　　(2)商州邻近关中，溯丹江而上，经蓝关，过秦岭，就可到达蓝田县城。更往西北不远，就是西周初年的都城丰、镐(在今西安市西)。商末周初甲骨文中，就有“楚子来告”的记载。《史记·楚世家》中就有楚鬻熊“子事文王”“为文王师”的记录。周成王初即位时，西周内争，周公曾奔楚避谤。而熊绎受封为“楚子”，也在成王之时。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周、楚之间交往颇多。在上古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周、楚彼此之间自不能相去过远，因而熊绎时的楚丹阳与荆山只有在今商县一带才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如按“淅川说”就显得远了些，“秭归说”和“枝江说”就更难讲得通。
　　(3)楚国何时从丹江上游的今商县一带徙都于下游的今淅川县的丹阳一带？史无明文。估计不会晚于周夷王时(夷王元年为公元前885年，在位8年)。
　　迄后面世的清华简《楚居》，于2011年元月5日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发布，其中涉及多篇有关先楚历史的重要文献，有名子居先生者临屏翻阅，时有所得，通过对《楚居》内容的解读及相关地名的考证，尝试勾勒出楚人诸君在商周、春秋早期的迁徙路线和政治、军事取向，对楚人在各个时期的历史做一个凿空式的回顾，还对若干楚人历史上的疑点问题进行了大胆而且有益的探索。特别值得欣慰的是，他将尚未立国的楚人，还徜徉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发祥之地——“京宗”，确定在“今陕西蓝田县灞源至商洛市大荆间的大荆河源头白石岩地区”，这同石泉先生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杰祥先生在《夏史初探》一书中也力挺此说。上述观点使楚“丹阳商州说”的聚焦点更为集中更接近准确。
　　《楚居》还提供了一条关于“商雒”的“雒”成字来源的重要线索。季连的妻子是商王盘庚的孙女，名叫妣隹。其女“秉兹率相，詈胄四方”，意思是妣隹勤劳勇敢，质如金玉，堪称楷模，而且貌视贵胄子弟，在四方卓有声望。所以凡是楚人居住过的地方，往往都有荆山、隹水之名。如湖北的荆山与维水，山东之荆山与潍水，安徽之荆山与淮水，商洛的楚(荆)山与雒水(河)等。上述邻于荆山的诸水之名，即源于妣隹之“隹”。
　　在与商族通婚之后，楚先人中的远仲一支即意识到商人的势力正在走向衰落，于是便开始寻求其可发展的地方，此时荆楚已迁徙至蓝田与商洛交界的白石岩山区，故，当时周之太伯、虞仲闻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姬昌(周文王)时，才会“亡为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从太伯、虞仲逃周时仿效楚蛮的衣着扮相，我们也可以想见楚先人在“京宗”生活的艰难窘态。
　　《楚居》载“酓熊迟徙于京宗”。酓熊即穴熊，穴熊亦即鬻熊。鬻熊相对于早徙于京宗的远仲来说，迁来京宗相对较晚。他为文王师时，来往于西周甚便，此盖由渭水舟楫之故。这时，正是晚商的文化中心东移时期，其对陕西、河南地区的控制皆有所削弱，故周人能得以崛起，这也正为楚族与新崛起势力亲密接触提供了机会。鬻熊的妻子名叫妣列，是聂耳国(其地在今渭南、华县间)任姓之女，同周文王之母是一个部族。鬻熊能为文王师，与此因素恐不无关系。妣列“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丽季即熊丽，“丽”当是地名，很可能是临潼东南的骊山。丽山之西南有磈山，盖即今柞水县的四方山，可见这一地区也与楚人有密切相关。“从行”指顺产。“溃自胁出”即所谓“胁生”，实即今之所谓剖腹产，古代常以此种传说来衬托所生之子的命贵。《楚居》的这个传说，实际上是熊丽后来向南方扩张势力史载之讹变。《墨子·非攻》的“昔者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睢山在今湖北南漳其境内)，或即是此事的史载。熊丽为楚人祭祀中的先公之始，故《楚居》下文言“抵今曰楚人”。这个时候应正当周武王时期。熊丽出生后，其母妣列便因难产而死。死前巫婆“赅其胁以楚”，但仍不能挽救其生命，“妣列(还是)宾于天”。清华简整理者指出，“赅其胁以楚”意为用荆条将妣列之胁缠包复合。这是对楚人名称的一种溯源性说解。大荆人至今将自己的地名读作“代姬”亦可能是楚人对“伟大的荆楚”的语言遗存。
　　“至酓狂亦居京宗”。酓狂，《史记》作熊狂，谓“熊丽生熊狂”。“狂”，或即是源自河南西峡内乡一带湍水支流之黄水。《水经注》云：“黄水北出芬山黄谷，南经丹水县，南注丹水。”此地已颇近丹淅之会的丹阳。这里所说的“京宗”，应是传世文献中指为的丹淅之会的丹阳。《史记·韩世家》：“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记为：“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掳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可知熊狂时已徙居丹淅之会。
　　以上就是《楚居》为我们描绘的楚先人“游徜徉，先处于京宗”的迁徙路线图和居于丹阳的全部情况，也是我们开展社会调查的起点与依据。
　　三、楚文化在商洛的发展与流变
　　讨论古代地域文化的发展与流变，势必要从中间传统文化的构成谈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由诸多地域文化合成的，这些地域曾经是春秋战国时诸侯们的封疆。诸多地域文化自发展演进，相互演化，及至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了华夏文化二元耦合的格局，北方是在黄河流域发育成熟的周、秦文化，南方则是长江流域发育成熟的楚文化。从西汉到清朝，政治上一元性主导，文化上多元性主导。后者为前者带来了宽容性和灵活性，总使前者不至于党同伐异而干瘪僵化。后人追溯华夏文化的源头，所关注的大抵是儒、道、释、法各家，而将这些学派当初的地域文化属性却逐渐忘记了。
　　楚国虽亡于秦，但楚文化所创造的主体犹在，楚文化的发展也并未随着国家的灭亡而终结，而是进入其转化期，成为创造新时代文化的重要基础。汉文化便是在楚文化与南北地域文化的融汇演变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楚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大系统之后，楚文化的许多个性也就变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些共性了，它的流变已不限于故楚之地，因此凡是体现楚文化发展变迁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应该纳入我们开展调查的视野。“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这是晚清文学家龚自珍的两句诗，它集中昭示了楚文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人的深巨影响。
　　调查的路线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予以展开：①风情民俗；②婚丧习俗；③饮食文化；④民居建筑；⑤方言土语；⑥民歌戏曲；⑦民间传说；⑧文化精神。
　　不可否认，调查的难度是很高的，毕竟楚先人在商洛已是二三千年前的事了。他们当年的物事人情已与时俱迁，分解了，改组了，或沉或浮了，或凝或融了。这种情形颇似宋玉《风赋》中所描写的“离散转移”现象，倘佯于庙堂之高者固有之，邪薄入瓮牖粪池者亦有之。但是，民俗学理论告诉我们，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像一个独特的民俗现象，它揭示了人们的共同认知，又依靠口头和行为的方式从祖先那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所以，它传承的源头是有迹可寻的，是完全可以求本溯源的。另外，地名学理论也告诉我们，地名是前人赋予的，是那个时代的人文产物，而且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可能保留有较多的历史信息。尽管这个地方现在可能什么都不存在了，但它只要有地名存在，这个地名也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的起源星火，在适当的前提下它将可以重新引燃起过往时光的燎原大火。各字在，文化就在；文化在，人类的记忆就不应该消失。
　　追寻文化的流变，这是一件既费力、又劳神的艰巨工作，必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广搜细检，类如披沙简金；补漏苴罅，则可以独旁搜而远绍。
　　若思路大致不误，顺藤摸瓜是绝不会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