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记者要采访，张普飞一身戎装不减军人风范，临走还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参加了4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每一个有血性的人都会站出来保家卫国，我只不过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89岁高龄的张普飞生于战争年代，16岁参军，18岁加入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年纪轻轻的他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前线送慰劳品，冒着敌人的炮火抬负伤的士兵，烧酒、养猪换钱支援前线……采访这个当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的抗战老兵，老人告诉记者，誓死不能做亡国奴，“死就死吧，豁出去了。”
　　冒死支前送军粮
　　张普飞1926年生于原铜川市耀县庙湾乡，那里是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斗争最早的发祥地。“西安事变时，我才11岁，不懂其中的厉害，当热闹听了。”张普飞说，听大人说日本人见中国人就杀、见房就烧，这才害怕了。
　　1942年，上过几年学的张普飞担任了乡上的文书和民兵连长，同时负责组织群众给八路军送慰劳品。“国民党的粮不好缴，可都愿意把从牙缝里剩下的粮交给共产党的部队。”张普飞说，村民常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鸡蛋、鸡等饥荒年代的“奢侈品”嘱托他交给八路军战士。“前线在打仗，后方多帮忙，就连妇女都熬夜做军衣、军服，想让战士们穿的暖暖再打小日本。”张普飞回忆，耀县距离边区政府还有很远一段路，没有骡子他只能扛着慰劳品一步步往边区送。“这些慰劳品比我的命还重要啊，可路上常遭遇国民党，二话不说就把人的东西抢走了，所以一路上要提防这些活土匪。”张普飞道，有一次为了躲避国民党搜查粮食，自己只得卸了门板躺在河中央。
　　当时边区部队物资困难，张普飞便组织群众进行大生产为部队筹集军费。“我会烧酒，再用烧完酒后剩的酒糟喂猪，猪粪再用来给地施肥。”
　　亲历解放耀县战斗
　　“那是1947年5月4日傍晚，解放军先以一个营的兵力，伪装成从陕北败退下来的国民军伤兵，从县城东门开入，进行战前部署。当时部队作战科长和关中地委交通员孙光明秘密入城，同联络员翟松山等对县城地形、交通、仓库、重点建筑物和驻军情况，作了详细侦察。”张普飞介绍，自己则组织边区柳林、照金等地的民兵进行紧密配合，组织运输队进城转运战利物资。
　　张普飞回忆，5月5日凌晨，一阵密集的枪声、炮声、手榴弹声四起，由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王世泰指挥，警一旅三团负责打外援，警三旅五团担任主攻。主攻开始后，团长郭应春率领臂扎白毛巾的战士，急速靠近城下，一营副营长王胜福带领两个连立即架上云梯，很快登上东北角城墙。某连副排长李应般带一挺机枪掩护，接连打掉国民军几个工事。
　　“第二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阎崇师到任不到一月，听到枪炮声，以为是保安队和胡宗南军队发生内讧，急忙带着护兵出去查看，刚一走上北城尊经阁，就被解放军当场捉住，当了俘虏。”张普飞道，县长夏瑜急派警察局长邵华率保警队往南城督战，随后同自卫总队副队长张世英率自卫大队也向南城奔去。此时南城枪声大作，夏瑜见势不妙，回头就跑，不料解放军已将南街封锁，退不回去，只好穿巷入户，逃回县府，随即组织人马，把守钟楼。接着，向省政府打电话请求援兵，但只说了“共军已打进城里”一句话，解放军一颗炮弹就在钟楼顶上爆炸，电话线亦被打断。这时，四城门已全为解放军所控制。8时左右，炮声隆隆，解放军开始集中火力猛攻钟楼。夏瑜见钟楼难以固守，急忙率所有官兵，在机枪掩护下退回县府大堂，继续顽抗。几分钟后，驻耀国民军85旅辎重营一部从东营穿过北大街，由学古巷退到县府，抢先上了钟楼。由于敌人居高临下，条件有利，双方一直打到下午，钟楼还是攻打不下。深夜时分，解放军撤出战斗，退回解放区。张普飞回忆，这场战役一直拖到1949年4月25日，“那天耀县代县长张光载、自卫团团长王宏勋等胁迫耀县中学生及公教人员百余人，随军向南逃往三原，28日，耀县全境解放，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喜庆胜利。”从此，耀县人民在中共耀县县委领导下翻身解放，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
　　舞刀弄枪身体好
　　英雄虽迟暮，威风今犹在。张普飞从原商洛检察分院退休后，不忘戎马半生，一直坚持打太极拳、练习棍棒和剑术，以强身健体。如今，老人除因年迈听力不太好外，没有其他病痛，连医院都没去过。“我爸总跟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平日作息规律，时间观念也很强，言传身教都让我们这些儿女受益。”老人的儿子张育民说，老人高兴的时候会跟儿孙们讲述自己以前的故事，闲时也爱写写回忆录，都是希望后来人能多知道点以前的事，不要忘记小日本当年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我永远都记得小日本投降那天，我们司令员说日本人投降了，所有人就都停下手头上的工作去县政府开大会，一个个高兴得把衣服都脱的扔了。”张普飞后来还专门买了日本人投降的书看。张普飞表示自己最喜欢看新闻，很关心中日关系。“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都格外珍惜和平，希望天下太平，中国永无战事。”张普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