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和侄子一家的合照
　　老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说起时不自觉就会绽开笑容。
　　临走时，老人向一同去的军人行了个军礼。

　　2015年6月下旬，麦粒已经进仓，处处都能看到农人们绽放的笑脸。这是陕西省长安区细柳镇南等村一个下雨的早晨，村民大都在家中休息，90岁的刘汉章——一个曾当了30年班长的抗战老兵，被记忆牵引到他曾经历过的抗战岁月，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在那段岁月里，他和他的战友不屈不挠，同仇敌忾，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烽火里出没，在危险中坚撑。听完他的故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震撼，不仅为他曲折的人生经历，更为他身上散发出的坚强的力量。那力量与许多老兵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贯穿了半个多世纪，驱散了战争烟云，迎来了今天的和平盛世。
　　被拉壮丁
　　那是1941年，刘汉章16岁。国民党在他的家乡山阳县石佛寺镇板庙村拉壮丁，规定是：家中如有兄弟3人则至少1人当兵，兄弟4人需有2人当兵，兄弟5人需有3人当兵。刘汉章原本姊妹7个，他是老大，有4个弟弟，2个妹妹。因为家里贫穷，一个妹妹生下一个月就死了，最小的弟弟因为养不活刚生下来就被父亲掐死了，另一个弟弟在小时候摔死了。所以，当时他的家里需要出一个壮丁。因为两个弟弟年龄小，这个事就落在了刘汉章的身上。
　　因为刘汉章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在被拉去当兵的路上，他常常想要逃跑回家。“那时家里真是无法想象的穷啊。”刘汉章说。家里住的是地主家的草棚，租地主家的地种，如果一年到头，粮食收成不好，租钱交不上，就只能被地主赶出去。记忆中，他搬了19次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被子，每次搬家时被子一抱就离开了。“我是老大，母亲生下我不容易，就想着回去帮忙，但一直都没机会。”他说。
　　他跟着国民党的兵从漫川走路到灞桥，后来去了宝鸡，宝鸡是他们新兵训练的地方。在那里训练1个月后，排长就让他当班长，他不愿意，一是因为他不识字，也是因为他惦记家乡，老想着回家。后来，在部队领导的说服下，他当了班长，自此，开始了他30年的班长生涯。
　　生死战场
　　新兵训练完后，他被编入了胡宗南的部队，之后，参加了多次抗日战役。如今，已90岁高龄的他大抵也记不清具体的战斗日期和地点，只有一些生死离别的场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
　　当时与他一起参加战斗的老乡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他的邻居，姓王。刘汉章大约回忆起那应该是在潼关与日本人打仗时，邻居不幸被日本人射中，倒在了血泊里。他刚好看见了这一幕，立即奔了过去。“虽然我们知道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是当我看到同乡倒下的那一刻，我仍旧无法接受，甚至都觉得自己的心脏也跟着停止跳动了。”刘汉章说。邻居牺牲前告诉他，在他的鞋底钉了12块银元，让刘汉章取了用。
　　刘汉章将战友鞋底的12块银元取出来后，花5元买了一副棺材，7元买了一块地，将战友埋了，他还给墓地旁种了两颗树。“后来的几天我都吃不下东西，泪水不停地流，心里无比悲痛，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刘汉章说。行军打仗，他不怕苦，也不怕累，最怕的就是生离死别。
　　“那时的战友比亲兄弟还亲。”刘汉章说。在一次战争中，他发现了两个伤员，一个是胳膊受伤，一个是腿部受伤，这两人是父子，都无法行动。刘汉章费了好大功夫，才把两人挪到了担架旁，在挪的过程中，差点被一颗子弹击中。“战场上都是冒着枪林弹雨救人的。”他说。
　　刘汉章讲起了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那是一次小规模的战役，两个机枪手都已负伤，他把机枪拿过来攻打敌人。大概是七八月份，大家都背着水壶，中间时，他打算喝一口水，正在低头的一瞬间，钢盔掉了，子弹刚好擦着头皮过来。不过当时他还没意识到严重性，喝完水之后，继续攻打敌人。只听班里的士兵对他喊：“班长，你都受伤了，怎么还打？”当时他一摸头，全是血。“打仗时根本不觉得什么，后来想想还是挺危险的，如果头稍微高一下，人整个就没了。”刘汉章说。
　　抗美援朝
　　那个年代，士兵一年四季都只有一身衣裳，棉裤也只是半截。夏天时把棉花掏出来背在身上，冬天时又把棉花放进去。“说是棉花，实际上又脏又重。”刘汉章回忆说。当时吃的也很单一，行军时在肩上背15斤干面，饿的时候就吃。偶尔吃些大蒜，喝点水，就算解毒了。“打仗时，最怕的就只有两个，一个是怕没饭吃，只有等死。另一个就是怕枪里没子弹，后面补不上来，也是等死。”他说。
　　经历了几年的战斗，到了1949年6月下旬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集中3个兵团歼灭了胡宗南部主力于扶(风)眉(县)地区，就是历史上的扶眉战役。此次战役后，刘汉章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被俘虏的原国民党士兵可以选择回家种田，也可选择加入人民解放军。当时，刘汉章已经意识到只有人民解放军才能改变国家，年轻的他也想出一份力，就自愿加入了解放军，被编入解放军60军180师539团，这个番号到现在他也记得非常清楚。
　　1950年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12月，刘汉章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跟随部队从成都出发，冒着严寒，千里行军，走到了广元，然后乘汽车到宝鸡。那时的宝鸡已经是大雪纷飞，冰冻三尺。部队休整了一个月后，乘火车到河北，在那里过了春节，更换了武器装备，把原来的步枪换成苏式装备。
　　1951年3月初，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辽宁省的安东市，在那里已经能听到爆炸声，听说那是美军在轰炸鸭绿江大桥。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几天，上级给讲了入朝的注意事项，并作了战前准备后，他们就出发了，跨上了鸭绿江大桥。“那天天阴沉沉的，过桥时，我心里就在想，可能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一想起自己家中的父母，就格外心酸。”刘汉章说。
　　英勇作战
　　入朝后，虽已到春天，但仍是天寒地冻。“眼前特别凄凉，到处是烧焦了的村庄，被炸死、烧死的牲畜和人，还有逃难的朝鲜人，非常凄惨。”刘汉章说。
　　4月下旬时，五次战役打响。按照部署，刘汉章所在的180师属于预备队，跑步20公里赶到了汉城北部，在那里牵制美军。待到5月份时，他们渡过了北汉江，与美军王牌军1师展开激烈的战斗。“美军的武器十分先进，比我们强了百倍，可我们的战士非常英勇，在阵地上打得很凶，击退了美军一个连，还抓了一个美军军官，给将士增添了不少信心。”刘汉章说。
　　后来，由于我军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继续扩大攻势太难，第五次战役暂告结束了。然而，部队在转移伤员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被美军围困了。刘汉章记得那天晚上，他们打算趁着夜色突围，却发现突围的口子也被美国人堵住了，他们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时部队也已经断粮五六天了，战友们也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后来，军队有个副司令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大家把牲口杀掉，将重武器破坏，轻武器带在身上，寻找出路。等到第二天时，刘汉章和战友寻到了一个口子，准备冲出去，结果被美国人俘虏了。后来听说，与他一起被俘虏的有五六千人。
　　战俘营经历
　　刘汉章回忆，那是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周围全部是铁丝网。美国人把中国的被俘人员分成不同的小队，并安排了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战俘营里有翻译官，还有传教士传教。美国人还会时不时放电影，开展体育活动。总之是采取各种硬的、软的方法来诱惑战俘，但是许多战俘仍不为所动。
　　在战俘营里，有时还会起争执。一次，几个中国人和北韩人起了冲突，在难以化解之际，刘汉章出面调解了。也因此，美国人把刘汉章任命成队长，对他实施各种诱惑。把他带到一个条件很好的房子，并由专人提供服务。几天下来，看他不为所动，又把他带走。总之，美国人想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让刘汉章动摇。刘汉章在多次折腾之后，就想了一个装病的法子。生病后他会被带到医院，进行各种检查，但是不让他接触任何人。在医院出出进进了很多次后，美国人又把他放进了战俘营。“不仅失去了自由，精神上也倍受煎熬，心里也非常迷惘。”刘汉章说。
　　战俘都住在帐篷里，到了冬天就有烧煤炭的火炉。美军给战俘发了旧毛毯、旧尼子大衣，还发了鞋子和一些肥皂、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美军还在战俘营里安了高音喇叭，每天都在作宣传，台湾国民党还派人来上课。
　　从表面上看，战俘营里都是自己管自己，比较松散。实际上，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都是带电的，外面也都站着岗哨，晚上还有探照灯，想要跑出去很难，也不允许给家里人写信。一些十几岁的兵常常流泪，也有忍受不了精神折磨的士兵选择自杀。
　　遣返台湾
　　1953年9月，开始遣返战俘，刘汉章一下子看到了希望。等到了交换俘虏当天，他心情十分激动，他原以为这几年的血泪、辛酸都要画上句号了。但是阴差阳错，回国的队伍里没有他，他鬼使神差地去了台湾。
　　去台湾的战俘基本都当了兵，他也不例外。在台湾当了17年的炮兵，也一直当班长。到了1970年，刘汉章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退伍了。退伍时，他已经45岁。因为不识字，部队分配的工作是下苦力，身体无法支撑，他就放弃了。后来开了一家面馆。
　　面馆的生意很淡，几年后已经维持不下去。后来，一个做衣服的工厂准备找个厨师，刘汉章就去试了。那是个一千多人的大厂，老板是上海人，厂里有七八个厨师。刘汉章的厨艺是相当好的，经过一年的试验，他就被老板重用了，聘请他在厂里长期做饭，并且每一次的重要场合都让他主厨。渐渐地，他做饭的厨艺已经出名了，但是工资仍旧很低。
　　而那个时候，已经近50岁的他还没有成家，不仅是年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比较穷，连自己都很难养活。再加上台湾的大环境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退伍军人多，很多老兵都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孤苦伶仃地度过了余生。
　　刘汉章算是“幸运”的，有一个寡妇愿意嫁给他，寡妇的前夫是河南人，育有5个孩子。虽然他知道，对方是想让他帮忙照顾孩子，但是自己经济能力有限，只好劝说让人家另找好的归宿。但当时对方态度坚决，并向他下跪，无奈之下，刘汉章答应了她。后来，他的日子就更艰苦了，挣的钱要分几个人花。
　　重回故土
　　在台湾的几十年，刘汉章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更多的是他心灵的煎熬，他多么想回家看看，看看家乡的山和水，看看分别多年的亲人，但总是有多个原因让他不能回。
　　他也多次做梦，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见到了他的家人，醒来后却发现是一场梦，但也已经泪湿衣襟。
　　待到1989年时，刘汉章64岁，离开家乡已经48年。这一年，他圆梦了。他回到了自己热恋的家乡，山阳县石佛寺镇板庙村，见到了自己的家人。看看年事已高的母亲，他当场泪流满面：“母亲养了我的小，我却没有养母亲的老。我不孝啊。”
　　如今，刘汉章的母亲已经去世，他在台湾的太太也已经去世，自他回了大陆后，台湾的孩子也从来没跟他联系过。晚年的他多半都住在山阳的老家，虽然没有亲子嗣，但是他的三个侄子对他非常好，也经常照顾他。五一假期时，侄子刘国庆把他从商洛接到了长安区细柳镇南等村。“孩子非让我过来，他们自己租的房子，过得并不富裕，但还是给我专门租了房子。”刘汉章说，那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笑意。
　　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也曾在抗战时奋力杀敌，也曾在朝鲜战场上英勇战斗，人生的经历坎坷曲折，多次面临危险，多次处于低谷，他都挺了过来。我们会纳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支持着他？从老人的言语中我们得出了答案：是一种坚强的心态和一种长久的信念，他要看到他的祖国繁荣昌盛，看到祖国的人们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刘汉章的侄子说，老人经常在梦中梦到这样的场景：当年抗战时牺牲的好兄弟复活了，和他一起坐着聊天，聊新中国，聊今天的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