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时，我有幸遇到了小学时期的第三个班主任老师，赵书山老师。赵老师是我们村里人，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是我们班上的美术老师和音乐老师，学校的早操也是赵老师吹哨指挥着。在我们那个山区小学里，谁都知道赵老师在教学上有两下子，但赵老师却是个“泥腿子”老师。
　　赵老师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孩子王”。大队里的“聘请教师”没有工资，上课时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寒暑假还要参加生产队里的生产劳动，说是教书先生，其实和农民差不多。一身洗的发白的中山装，夏、秋暖和时当外衣穿着，天冷时又当成黑袄里的衬衣穿，黑袄外面连个制服也没有，黑布鞋，小平头，站在讲台上像老师，出了校门就是一个老百姓，名副其实的“泥腿子”模样。
　　但赵老师却是实实在在的好老师。一手标准的柳体楷书大气稳重，使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农村放牛娃知道了方块字的书写奥妙，山里娃作业本上的汉字一天一天地有模有样了。更为难得的是，赵老师汉语拼音功底扎实，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在当时的农村教师里鹤立鸡群。赵老师书教得好，人又和气，孩子们一个个迷迷糊糊地爱上了读书识字，校长和家长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那一年，五年级延长了半年时间。看到了我们这一班同学汉语拼音基础差，作文写作上词句颠倒，语法混乱，赵老师就加班加点地给我们补习功课。已是暮春初夏节气了，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已经换上春天的衣衫，赵老师依然背着冬天的一身黑袄给我们上课。午间的骄阳照射到讲台上，赵老师一边讲解着主、谓、宾、定、状、补，一边用沾满粉笔沫的手背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教过了语法又复习上了汉语拼音，赵老师先是解开了棉袄扣子，最后只好脱下了身上的黑袄，身底的中山装白花花汗涔涔地，就像一幅缩小了的中国地图。
　　赵老师春上带我们去爬山，夏日带我们到小河里洗澡，课后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教室后墙上布置了学习园地，两边书写了名人伟人的励志格言，在教室的醒目位置办起了学习成绩红旗榜。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一面红旗。一次测验考试时，我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粗心大意地答错了。阅卷后，赵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清了原因，善意地提醒我不要有思想包袱。公布考试成绩时，赵老师仍旧让我扛了数学考试的红旗，良苦用心地维护了我童年的自尊心。从此以后，我将赵老师奖励给我的那一面红旗刻在了心里。从学校到工作单位，一步一个台阶，事事不落人后，干事力求完美，我知道赵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有点出息的。
　　在我的记忆中，赵老师给我拿过一本杂志读过。杂志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杂志卷首语上的一些句子到现在还能记得。“春之青，青之春，青青才是春，不青不为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读惯了严肃古板的语文课本，忽然见到如此优美轻松的文字，知道了文字的另一类玩法，我一下子就迷上了轻灵明净的现代散文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赵老师教给我的柳体楷书走到哪儿都能拿得出手，虽然没有成为一个书法家，但写个春联什么的大字还不至于露怯。多亏了赵老师一遍又一遍教会给我们的汉语拼音，使我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能轻松愉悦地敲打着电脑键盘，快捷便利地赶上当今现代化的办公速度，咋能不说说赵老师的恩德呢。
　　赵老师还不到五十岁时死于胃癌，贫穷、不得志、家庭负担重是那一代农村老教师无法逾越的宿命。赵老师那样的乡村教师挑起了六零后、七零后甚至八零后的山里娃娃的教育担子，那时又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赵老师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没教过书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们上学时还没有教师节，也没机会给赵老师买过花。其实赵老师也没想着过什么教师节，他只希望自己教过的学生有点出息就行了。赵书山老师的坟前没有纪念碑，但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