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余家茂老人的牙齿大多脱落了，但胃口还好，一次能多吃半碗米饭。
　　时间流逝，却依然无法抚平余家茂老人在战争中遗留的创伤。

　　在丹凤县龙驹寨白家庄村五组的一座老房子里，我们见到了抗战老兵余家茂。余家茂今年已经90岁高龄，个子不高，较瘦，因为当年在战场上腰部受伤的缘故不能挺直，岁月在老人的身上无情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43年冬，不到18岁的余家茂在烧窑回家途中被国民党强拉壮丁，辗转河南、山西、甘肃、新疆等省，参加过西峡口战役等五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年轻的他出生入死，为抗战的胜利和国家和平做出了一个青年人该尽的一切努力。现如今，老人身患半身不遂，行动不便，说话也不如往日利索，但是说起抗战的事情，他仍然精神矍铄，说起当年的事情思路依然非常清晰。
　　烧窑回家途中被拉壮丁
　　1943年冬天，不到18岁的余家茂早已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烧完窑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强拉壮丁，与父母一别就是12年。“我是家中独子，按当时的规定是不用出丁的，可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可怜丢下我年事已高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在家苦熬。”余家茂回忆，当时天气非常寒冷，他烧完窑担着扁担在结着冰的土路上小心前行，看见抓壮丁的人时紧张跌了一跤，引起了抓丁人的注意，他就这样不由分说地被拉了壮丁，被编入胡宗南的部队。
　　“先把我们拉到洛南训练，学了些咋打枪、咋投手榴弹的常识，没学下一个月就把我们拉到了河南战场上打日本鬼子。”余家茂说，他们在河南省内乡县待了一年多时间，一直都在与日军作战。说起第一次打仗，余家茂老人的情绪非常激动：“第一回上战场心里怯火得很，炮弹像撒麦种一般从四面八方落下来，说不定哪个就会落到自己身上，听到枪响都要捂耳朵，可光害怕也没用，步兵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冲得厉害还没事，越害怕反而死得越早，打红眼也就来不及害怕了，有时候都等不及天黑就想冲出去打鬼子。”回忆在内乡与日军打仗的情形，余家茂向我们描述道，日本鬼子把中国人祸害的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见到房子就烧，见到妇女就强奸，这些行为都让他们这些不是军人的军人愤怒不已。“日军头顶是飞机，地上有炮弹，武器精良，所以部队都是白天养兵休息，晚上用树叶伪装好自己后再打仗，而自己拿的步枪打一下要退一下才能上膛，连续打几下枪栓就拉不开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拿刺刀硬拼，跟敌人贴身肉搏。”余家茂说着，双手不时在空中挥舞，眼神也由之前的和善变得尖锐。
　　亲历中日最后一战
　　到了1945年，日本败相已露，但仍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在陕豫边境发动了西峡口战役。8月1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第4天，中日双方军队在西峡口战场上的枪声渐渐平息。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战史上的最后一次交战，最后一场战斗——曾经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太阳旗就此真正落下。
　　据相关史料记载，日军在河南纠集日伪兵力约五万人，于3月下旬向南阳老河口进行了一次闪击战。3月27日，115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攻占了老河口和机场。3月30日，攻占了河南南阳后向西峡口地区推进，企图占领西峡，沿鄂陕公路经丁和店、重阳店一举夺取西平，掐断鄂陕咽喉，进一步威胁西安。此时，西坪隘口有国民党85军赖汝熊三个师、78军吴绍周三个师重兵把守。日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日军侦探其左翼汉水南岸无兵把守，企图渡汉水绕道大迂回袭击以一举击溃国军。“我们去的时候敌人正准备渡江，他们以为岸这边没有人把守，所以没有火力掩护，哪知我们一听到令声就一起朝着江里打，江水不一会就通红了。”余家茂回忆道，中国守军阵地发射出的炮弹像下冰雹一样落入江中、对岸，轻重机枪和步枪的枪声像春节放鞭炮一样震耳欲聋，敌人的火力在中国军队强大火力压制下已经绝声，不敢也不能支援其渡江的日军。余家茂说，那时候的日军如西山落日，战士们都是豁了出去得打，恨不得把鬼子打光，子弹打完就给步枪插上刺刀打肉搏战，打到最后两军混战，分不出敌我。“15天的阻击战下了14天雨，那一仗打得艰苦，但没有一个叫苦的，反而人人喜笑颜开，都说这一仗打得痛快。”余家茂说。
　　正是千千万万个余家茂般的中国人的浴血奋战，将日寇挡在了西峡口之东，打碎了日寇西进侵占重庆及大西南的美梦。西峡口抗战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是日军侵华史上败得最惨的一次战役，是侵华日军的“滑铁卢”。
　　国军枪口下躲过一死
　　西峡口之战后，余家茂又跟随部队从三门峡北上到山西接日本人留下的防，此时日军已经投降。“本以为战争就能结束了，可内战又打了起来，我又跟着部队到陕北、甘肃、新疆一带打仗。”余家茂说，在战争中自己的经历十分曲折坎坷，所在的国民党军队打败后被解放军俘虏，在与国民党交战时身受重伤又被国民党所俘，又独自翻越祁连山、穿越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报名参加解放军，可谓是两进两出国民党部队。
　　“在陕北参加榆林战斗和打宜川、瓦子街战斗时，彭德怀的部队三战三捷，我们这边军心涣散，很多人都向解放军投降了，我也被解放军俘虏了。”余家茂说，本以为当俘虏的日子不好过，可没想到解放军优待俘虏，不打人、不骂人，而是开会教育人，不像国民党军队动不动就打人，自己的思想很快就转换了。“在延安，我就当了解放军的炮兵，专门在阵地后方打小山炮，掩护步兵在前线攻敌。”余家茂说，虽然当炮兵出力大，但却比步兵安全，要不是自己做炮兵可能早都死了。
　　在甘肃省平凉县童子镇(今平凉市)战役中，余家茂在和国民党军队交锋中胳膊和腰部中弹，躲在死人堆里才逃过一劫。“那一仗打得很凶，两军混战，搅到一块拼的都是刺刀，我受了枪伤疼痛难忍，只得把自己埋在死人堆里装死，国民党清扫战场时用刺刀往死人堆里扎，我的眼睛被刺到都没敢吱声。”余家茂说，后来自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躲到水渠中，后又沿着水渠爬到了一座窑洞中。余家茂在窑洞里歇了一晚，可第二天天一明国民党就在窑洞门口搜俘虏。“外边问里面还有没有活的，不出来就要烧窑，我就搭了声，其中一个人说受伤成这样干脆一枪毙了算了，另一个说治一下让去守后防去，我就这样躲过一死。”余家茂说，国民党把他送到位于武威的医院治了七个月伤才好。伤好后的余家茂又被赶到战场打仗。“伤好后部队又把我们拉到延安，和解放军在延安打了一年多，失败后国民党部队要往新疆撤，我就自己偷跑出来参加了共产党。”余家茂回忆，当时战友们都在议论说国民党这次是真的失败了，大家都是整个排整个排地跑。“害怕目标太大，都分开走，各跑各的，我先从武威河西跑到永昌，一路翻越了祁连山，穿越了戈壁滩，到哈密后坐车到了乌鲁木齐，一共走了大半个月。”余家茂说，那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家，常常没有水喝，就那样苦熬着，只靠着投靠解放军的信念才支撑他继续走下去。
　　尽孝道从新疆返乡
　　解放战争结束后，余家茂被分到新疆军区财务部五一酒精厂，因为念过小学能识字写字，余家茂便给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郑云彪当警卫员和通讯员，1954年还被派到当时的四川省专卖事业公司国营第一酒精厂学习了半年的酒精酿造工艺。
　　“我父亲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从部队回来后他还记过笔记，还当过大队会计。”余家茂老人的儿子、56岁的余道清对记者说，至今老人还保存着当年在新疆军区的通讯录，上面老人写的正楷小字整齐隽秀。“郑部长的烟都是我保管的，那时候的中华烟是50根一盒的。”余家茂老人笑着说，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
　　1955年夏季，思乡心切的余家茂回家探亲，为尽孝道人伦他毅然从部队离职，从军人变成了普通百姓。“我回来一看，家里破败成那样，我爸弟兄三个统共就留下了我这么一个后代，还指着我在身边养老送终，我一说走他们就抱着我的腿哭，我只得留下了。”余家茂说，当时部队给来了三封信要求自己尽快归队，自己也回了三封信说明了家里的情况，部队便把他的工资结了邮寄回来，从此便与部队再无关系。虽然余家茂被拉壮丁前有过一次婚姻，可因为他常年不在家，第一任妻子在家呆不住便改嫁他人。余家茂34岁时娶了邻村一个寡妇，过起了普通平淡的生活。“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我爸佝偻着腰担粪、放牛，他老人家这辈子受尽了罪，希望他在世上多享几年福。”余道清说，为了老人看医生方便，他坚持让自己的儿子学了医，又在村里开卫生室。“这几天正忙着装修城里的安置房，等装修好了把我爷爷接到城里，让他老人家也住住楼房。”老人的孙子说。我们在此也为这位经历一生坎坷的老兵送上祝福，愿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