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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5年11月05日 上一版  下一版
商洛在全民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李文实 李杰
文章字数:4314
  年逾九旬的丹凤抗战老兵余喜治,在商洛学院向学生讲述自己的抗战经历。(记者 李亮 摄)
  采访报道组深入镇安米粮镇界河村石关组采访92岁的抗战老兵戴国峰。(记者 左京 摄)

  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是西北地区进入中原大地的交通要道。局部抗战时期,鄂豫陕根据地的创建促进了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全民抗战时期,随着周边省份毗邻地区的相继沦陷,这里在承担战略后方任务的同时逐渐上升为西北大后方的前沿。商洛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力量,抬伤员、修工事、送补给,坚守陕西东南门户,以巨大的爱国热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应有贡献。
  以鄂豫陕根据地为依托
  促进全国抗战局面发生转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升级。中国共产党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主动宣传抗日思想,争取最大限度地汇聚抗战力量。根据中共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出发长征。11月16日《出发宣言》中,鄂豫皖省委宣布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入陕前后,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在卢氏发出《布告》,明确宣布调动队伍北上,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并“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12月8日红二十五军由豫陕交界的洛南县箭杆岭进入商洛,12月10日在今丹凤庾家河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开始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根据地。根据地内先后发出安民告示《布告》,在庾家河发布《什么是红军》传单、在棣花颁发《关于商业政策问题》布告提出要驱逐帝国主义和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开之商店等策略。1935年2月19日,鄂豫陕省委在第二十次常委会议上根据帝国主义侵略形势的加重,提出要加强红军中反帝国主义的教育及更通俗的宣传动员民众起来斗争等工作任务。当时在根据地内曾流传过很多宣传抗日思想的歌谣,比如:“统一战线力量大,团结友军靠大家,争取迅速去抗日,实现民主集中化。”“你是亲日派,你说出这话来,出卖民族你千万不应该!你也是中华的儿女,替日本当走狗你良心何在?”像这样宣传抗日的活动,在根据地内并不在少数。
  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根据地内建立各级党、政、军组织和游击武装,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红二十五军得到休养生息和发展壮大。1935年7月,当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有北上意图后,省委经过研究毅然作出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陕甘,策应中央的重大决策,并先期到达陕北,“作成中央之向导”,迎接了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继续长征时,主力红军已发展到4000人,增加了60%。长征中其他红军都有减员,唯红二十五军得以发展。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陕北时,人困马乏给养紧缺,生活极其困难。红二十五军将5000元钱送到中央红军驻地,解决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使党中央很快在陕北扭转了局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红二十五军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南方转移到北方作出贡献,同时也为党中央迅速结束长征、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派别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亲日派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国形势紧张。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战出发,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保卫西安东南门户,中央在调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的同时,指派原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长李涛到鄂豫陕根据地,传达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并将活动在根据地内、以商洛子弟兵为主组建的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1937年1月22日,抗日南路军与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城会师。驻防期间,红军部队帮助建立农协会、工商会、学联会、抗日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发展。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但避免了更大内战的发生,而且有效化解了两党之间武装力量的内耗,为抗日保存了力量。红七十四师移防镇柞一带后,与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协商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区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分会,使柞水一带成为争取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楷模之地。镇安县抗日民主县长何两之,多次召集各党派及各界人士联席会议,发动民众、宣传抗日,筹粮筹款保证了部队的供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随即奔赴抗日战场。
  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
  团结一切力量共赴国难
  全民抗战掀起后,193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地方科科长王柏栋回到商洛,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组织和发展群众,领导商洛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和农村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国难研究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和团体,发现和培养了王连成、彭一民、巩德芳、薛兴军等一大批积极分子,并吸收他们入党。到1938年6月底,共发展党员30余名,组建党支部3个。这些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研究抗日形势和任务,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商洛工委积极贯彻党的统战路线,同地方开明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当地驻军及爱国名流广泛接触,建立起统战关系,与他们在抗战方面达成共识,坚定了守土抗日思想。1938年7月25日王柏栋遭地方顽固派暗杀牺牲后,省委派彭一民接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继续领导商洛的抗日救亡工作。到1939年底,新发展党员50多名,发展民先队员10名,建立的党支部总数也增加到6个。工委以学校进步青年学生为重点,对于农村的进步青年积极分子则大力培养,做细致的宣传和发展工作,同时对民团进行争取改造,壮大了抗日队伍。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多次派商南人赵希愚以巡视员的身份在商洛指导抗日救亡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商洛境内民众的抗日救亡异常活跃。民先队组织在学校、农村、集市普遍办起抗日墙报,书写抗日标语,排练抗日戏剧和歌曲,并号召民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进步教师的带动下,自动组织起“抗日救亡宣传队”“文艺宣传队”“学生剧团”等,举办抗日演讲会,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呼喊抗日口号,出墙报、写标语、画漫画,激发学校师生及军民的抗日热情。各地成立的一些抗日群众团体,如山阳县各界抗敌后援会,除借助集市进行演出,增强民众抗战信心外,还分头登门募捐,支援前线战士;丹凤成立的“妇女救国会”,号召妇女组织起来,为前方将士缝衣服、做布鞋,开展募捐和支前。在西北青年联合救国会西安办事处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商中师范学生、民先队员张希勋(后改名江平)等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37年11月,时任西安同仁医院副院长的洛南青年医师罗锦文积极联络广仁医院、省立医院和西安培华职业学校洛南籍8名青年和另外6名青年医护人员共14人,在西安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志愿上前线的“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奔赴山西战区参加战地医疗救护。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致欢迎词,评价救护队的同志是“炎黄的好子孙,人民的好儿女,全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罗锦文被委任为八路军前方野战医院外科手术室医师兼医疗学教官。由于夜以继日的工作,1939年10月罗锦文积劳成疾,在为伤员赶做手术时,昏倒在手术台边,以身殉职。
  保卫陕西东南大门
  1940年,为防止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后向南侵犯,洛南人民肩负起卢灵关、太峪岭、蒿岔峪岭防线工事所需要木料运输任务,数以百计的民工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人扛畜驮,节节转运,将一根根木料运往施工现场。同时,还在卢岭、兑岭等地修筑了大量的机枪掩体、散兵坑、交通壕、发射阵地等工事。1944年上半年河南郑州、洛阳等地相继沦陷,日军长驱直入豫西南。1945年3月底西峡、淅川沦陷,日寇占领区重阳店距陕境30公里,西部主阵地八庙距陕境仅20公里。处于抗战前线的商洛,为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结合部。第一战区曾在商南清油河设立指挥所,很快撤销。由第五战区副司令坐阵,在丹凤陈家村设立前线指挥所,下属八大处及卫队数千人分驻附近老君殿、淡寨、金盆、赵家沟等村。八庙大战时,商南告急,龙驹寨夜晚炮声可闻,商洛处于临战状态。长官部随即抽调民伕数千人在洛南、丹凤等地挖战壕、修工事。工兵沿山布地雷,乡保大量征收麸料。长坪公路作为西安翻越秦岭通往中原前线的交通枢纽,白昼车辆不断,夜晚灯光通明,汽车将军火运往前线,兵源不断补充。为配合抗战,雨天公路塌方、桥梁中断时,商洛老百姓及时予以排除;日军飞机白天炸断公路,商洛老百姓连夜进行修补,确保这一大动脉畅通无阻。抬伤兵、救伤员,是战地服务的主要任务。商南县城设立的第七后方医院,龙驹寨两岭村设立的总监部兵站医院,商县城西郊设立的第二后方医院,及时抢救火线下来的伤病人员。由于长坪公路路窄坡陡急弯多,汽车运输有限,战场上下来的伤兵主要靠群众用担架抬送,从商南到商县300多华里,每隔一二十里就设一处“荣誉军人招待所”,接待转送伤兵。当地青壮年用木椽绑成担架,网上绳子,两人抬在肩上,两人在旁扶持待换,将伤兵一站一站转送商县以至西安。公路上接连不断的担架,像长龙一样从早过到晚。公路沿线稍懂医术的人都到招待所帮助换药、打针,妇女儿童给伤兵喂水喂饭,为挽救抗日将士生命做出了努力。
  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抗争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人民不但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抗战精神内涵时指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讲话中再次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些论断集中阐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于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民族崛起和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只有牢记历史,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惜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努力将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不断以新的成就来告慰抗战英烈和革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