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我在柞水县下乡，歇息间偶翻看手机，在少鸿兄的微信里看到：忆去年情义，悼高信先生！我心一惊，老师驾鹤仙去了？我呆如木鸡愣到那儿，还是同事问我咋了，这才回过神。
　　我一个人走到没人的空场上，赶忙给在洋兄打电话，他挂断电话，回信说“开会”，没过一分钟，他回电话问啥事儿，我问高信老师的情况，他沉痛地说：“是真走了，可不知道去哪儿吊唁。”我悲痛得一时不知说啥，他在电话里连连追问：“你咋了？你咋了？没法去，在心里祈祷吧。”我这才忍住悲伤，说：“噢，有了，我能找到人，一会儿告诉你。”我立马想到吕卫宏先生，他把高信老师叫姑父哩，一定在现场。我从手机通讯录里查到他的电话号码，连处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我只好先去忙工作。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再给打，终于打通了。他说刚从西安三爻开车朝回走哩，高信老师他姑父的后事已办结束。按家乡的习俗，人一下葬就不能再去吊孝了。我转告了在洋兄，只好把这份遗憾留成永恒的伤疤。
　　高信老师是个大学者，更是我的恩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篇拙作《慈母心》是他手把手给我修改，推荐给一家地方报发表的，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写作的自信，走上业余创作的路。他的真诚教诲，父亲般地指教，在我第一本散文集里那篇《高信老师一席话》中真实记录了。
　　老师每有大作出版都会邮寄或是托人捎给我。每本书上都有老师的赠言签名。《书斋絮语》扉页上书“育善友存正”，《北窗书语》上书“赠给育善吾友”，《长安书声》书“育善友雅正”……老师把我当成他忘年交的朋友，我十分不安。他是我的长辈，是我的老师，是我人生的导航人。我反复咀嚼他的大作，正如他说，做学问，写文章，要真实，要把真理挺在前面。他对鲁迅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是成就斐然，大处着眼小处入笔，无论“夜话”，还是“漫笔”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如小到从鲁迅日记中“食河豚”辨正(1932年12月28日日记)，大到对鲁迅先生对整个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的研究。光对鲁迅先生版画的研究都出了几本书。他那清瘦，那矍铄，透出的是一股铮铮骨气，是一种鲁迅般的民族骨气。
　　记得是前年吧，老师在《商洛日报》上发表了一组写家乡的散文，我一口气读了好几遍，闻到了浓浓的稻花香，品出了淳淳的思乡情。
　　老师在商洛工作时，我十天半月还能前去拜访，可一想到他做学问时间的珍贵，尽量少去打扰。后来到省教育出版社，我一年也是能去一两次，每次一进门，他就把我拉到书房，问我的情况，他说《商洛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读过了，有进步啊！他依然认真地叮嘱我：“要说心里话，走正路，别学那些痞子，心要静，不急。”
　　记得还是三四年前一个春节前，我去拜访他。他已是满头白发了，还是那么精神抖擞，说话还是高喉咙大嗓子，问了我的近况，说了他的研究计划，让我很是敬佩，都是这么大高龄老人了，雄心壮志赛过青年。他耐心地告诉我：“工作一定要干好，业余时间读读书写写文章，这样就会很充实。”我和老师在书房说话，师母削好苹果塞到我手里，催我吃，我是不想浪费在老师面前的半点时间呀。临走时，他和师母送我到院子车边，拉着我的手，有说不完的话，要不是我心疼他们，怕冷冻寒天冻着他们，真不忍心与他们道别。
　　这两年工作忙，也知道老师做学问忙，几次都准备去拜访，又打消了念头。原本想着新的单位工作已经走上正轨，该去给老师汇报汇报。没想到再也没机会了，连最后送老师一程也没赶上。夜深人静时，我只有捧着老师的书，向他请教，和他交流，不知不觉泪水打湿了书页，仿佛听到老师在批评：“没出息，男儿有泪不轻弹。”老师啊！那不是泪水，那是学生思念的潜流，会流淌到天尽头，陪你一路。
　　昨晚，我梦见了老师就站在我的书桌边，只是点头笑，没说一句话，等我惊醒，见到的是一片漆黑，一片静寂。
　　老师，一路走好！学生每时每刻都为你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