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受油墨香的熏陶，养成一生爱读书、爱看报、爱写文章的好习惯。
　　“砚田无税子孙耕，农田虽苦可传家”是祖先留下的家训。先辈中有的走出大山，求学省城、京城，回桑梓教书育人；有的终生辛勤耕耘在田野上，个个秉承“耕读传家”的遗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7岁的我上学了，小学阶段除学好功课外，经常借些、买些连环画看，认不得的生字抄下来见人就问，做到会写会用。通过阅读小人书，我认识了许多生僻字，也积累了一些知识。
　　1957年考初中时，国家政治风云突变，压缩各类学校招生，全县仅丹凤中学招收4个班。在激烈的竞争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以后的6年中学阶段，我在努力学好各门功课的基础上，课余时间坚持看书看报，除细读了四大名著，还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当代国内外名著。有一次，我在学校图书馆阅读报刊，管理员陆老师下班时把我锁在里面，我只好从窗户爬出来。节假日我是县文化馆、图书馆的常客，一看见街上的读报栏，我就聚精会神地从头至尾看上一遍。有一次，我站在文化馆门前认真阅读读报栏中的一篇好文章，由于注意力太集中，不小心摔倒在大街上，引来行人一片笑声。
　　升高中后，班主任老师对我很关心，多次找我谈话，让我一定要处理好阅读课外书籍与学好功课的关系。我走过的路充分证明，阅读课外书籍和学好功课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高中阶段由于品学兼优，我一直任学习干事、班长，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享受奖学金，免学杂费、书籍费等。1963年选拔优秀高中毕业生参军时，我应征入伍。
　　在部队里，除了军事训练就是学习。那时，天天都是学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毛泽东选集》，我也偷偷看被称为“封资修”的书籍。坚持读书看报，既陶冶了情操，又积累了知识，还提高了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我开始学习写新闻通讯，“豆腐块”文章被《商洛报》《人民军队报》和当地广播电台采用后，我总是喜形于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是服兵役士兵中出身成分最高的，他们称我“黑秀才”。
　　开卷有益，由爱读书走向写书。退伍后到县上搞行政工作，读书看报写文章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部门知人善任，调我到丹凤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工作，这一干就是13个春秋，因工作需要读了大量的党史资料书刊，对我后来编写地方党史资料帮助很大。在征集编写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传略时，我根据阅读过的《大将徐海东传》，得知1932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依然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大搞“肃反”，将49名党团领导干部诬陷杀害，并企图向红七十四军师长徐海东下手，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力保，肯定徐海东政治上没问题，才使得他幸免于难。徐宝珊与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保护了徐海东等一大批革命骨干，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性，我把它顺理成章地写入传略。这篇传略被《中共党史人物》等多家党史刊物发表，受到徐宝珊的战友、原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等老同志的赞许。我们还编写了《商山魂》《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血与火的道路》等书刊。
　　退休十几年了，我虽然学会了上网和微博、微信，但还习惯于读书看报，总喜欢闻那淡淡的油墨香。新华书店、书摊是我常逛的地方，遇上好的书就买，过去缺钱，买书没有今天这样奢侈，书柜里的书都装不下了。退休定居商州城，每天晨练结束总要戴上老花镜，挤在读报栏前，将当天的《商洛日报》认真浏览一遍。这比独自蹲在家里看报感觉好多了，能看报，能吸上新鲜空气。我对商州城里的读报栏情有独钟，每个读报栏都特别精致，美观大方，别具一格，是商洛文化的名片，是商州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受到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读书看报伴我一生，涉猎面广，积累的知识多，今虽年逾古稀，仍思维敏捷，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2013年出版了26万字的个人专著，每年还写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文章，散见于省市报刊，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老年朋友的好评。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多读书，读好书。还特别强调：“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气正气”。一句话：开卷有益。我要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