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7县(区)都属于革命老区。从大革命末期商县、龙驹寨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在商洛的革命活动从未间断。新民主主义革命23年，红25军和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先后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4.12-1937.4)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1946.7-1947.3)，毛泽东亲自指挥红74师和陕南游击队，是商洛革命的最美华章。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刘伯承、徐向前、贺龙、李先念、刘华清、王震、程子华、汪锋等，都曾在商洛战斗和工作过。更有以王柏栋、巩德芳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和老区人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畏艰难，身先士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忠诚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柏栋
　　王柏栋生在今丹凤县商镇显神庙，毕业于两岭高小，1930年在杨虎城部南阳教导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12月改编为红26军，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1933年3月，红军渭北游击队成立，王柏栋任第1大队第2分队长。1933年6月，红26军第2团南下商洛到秦岭张家坪被打散，渭北游击队第1大队改编为红26军第4团，王柏栋任参谋长、政委。
　　王柏栋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敢于担当。据红2团团长王世泰回忆：王柏栋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一生为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干部。1933年7月，他所在的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4团后，他是红4团的领导人之一。旬邑张洪镇的战斗，缴获了敌人许多物资和枪支，杀了敌县长和县党部书记，在关中震动很大。恢复红26军第42师以后，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打仗取得几战几捷的胜利。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干部张毅忱回忆道：1933年一块在渭北游击队打过仗。中央红军上来后，王柏栋和我先后调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他先在地方部当工作队长，后任科长。“柏栋同志工作积极主动，能及时完成任务，很会做群众工作，大家对他印象很好。”西安事变后部队南下商县，他是当地人搞地方工作，天天在下边筹粮筹款，工作很突出。
　　原陕甘宁边区组织部长张邦英回忆：王柏栋有一定的文化，转战南北懂得革命道理，搞政治宣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他喜欢谈论和思考问题，喜欢争论问题，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解。
　　中共陕西省委地方科长罗文治回忆说：王柏栋1937年初到省委工作，8月底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在云阳镇成立115师留守处(对内称中共陕西省委)，王柏栋是地方科科长，我与他相处，“他最大的特点是党性强，知识面广，工作经验丰富，善于联系群众，不管走到哪里和大人小孩都谈得来，见面总是有说有笑”，“他返回商洛后我接替他的工作”。
　　王柏栋长期在陕北工作，他家留下两句话：“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渡此血的惨(残)辜(酷)生涯。”是什么意思呢？多年不解。根据接收王柏栋从南阳教导队毕业分配回陕西工作的原省委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主任、后任中华苏维埃陕甘边区省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的回忆：红26军42师政委高岗违反党的群众纪律，王柏栋、黄子文(师政治部主任)等人在会上批评，师党委撤销高岗的职务，调合水(县)工作。高岗调回复职后，借故开除了黄子文的党籍。王柏栋见此便于1934年8月给高岗请假离开，因病回家，10月29日，王柏栋在故居小院西厦子门墙上，去“木”以“白东”之名，写下前边两句话，抒发对高岗借故开除黄子文党籍的不满，彰显柏栋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王柏栋支持红军小分队，创建孙家山小根据地。王柏栋在家看病期间，正遇红25军长征到陕南，创建根据地开始，由手枪团政委率第2小分队在洛南组建了红军入陕后的第一支地方武装——陕南抗捐第一军，不久便遭民团偷袭，失败后小分队突围到今丹凤县孙家山隐蔽。王柏栋闻讯后，上山面见分队长程启文，并给他的同窗好友、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做工作，取得双方同意，把两人请到他家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使红军小分队在孙家山建立区苏维埃，发展5名共产党员，打土豪，分田地，成为深山小根据地。
　　1935年春，王柏栋带红25军怎样分地的文件和陕南红军自编歌曲，从家里来到省政府所在地，常和张文华来往。张文华记忆：“一天，他住在一个农民家里，那家妇女(外号叫母老虎)无理取闹，柏栋心情不好，便把那个妇女踢了一脚，她把柏栋告到省政府，省主席习仲勋叫把王柏栋绑起来。那妇女出去后，我给仲勋说：‘干部么，怎么还能随便绑起来？‘仲勋说：‘那就算了！’柏栋知错认错。”9月，因为错误肃反，王柏栋被捕；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他被释放分配到红十五军团，调红一方面军做地方工作。1937年8月调省委任地方科科长。
　　毛泽东到陕北后，十分重视陕南的战略地位，曾指示派陕南籍干部回陕南工作。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下，有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王柏栋，1937年11月被省委派回，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当时，地方势力商洛镇联保主任石振邦，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之间有矛盾。石振邦被打死后，冯麟生阴谋控制商洛镇联，借机唆使国民党驻军收了商洛镇联的枪。为了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王柏栋在新任联保主任的支持下组织1000多人，以抗日的名义向国民党驻军要回了原属商洛镇联的100多条枪。由于王柏栋在要枪事件中的表现，被推选为商洛镇联队附，从此掌握了这支武装。
　　全民抗战开始，王柏栋是抗日救亡急先锋，和商洛专员辩论，向驻军师长请愿。他们理亏，指示反动势力冯麟生买通土匪头子曹老五于1938年7月25日将王柏栋杀害于家中。比王柏栋小5岁的二弟王柏桢，在1983年5月11日地委召开的征集党史资料老干部座谈会上讲：当时，王柏栋身中3枪，迷迷糊糊地说：“我不行了，你马上给省委写信报告。”当柏桢和堂叔准备将他抬走救治时，枪手返回又开了一枪，柏栋终因流血过多牺牲了。临终前断断续续地说：“为国尽忠，死而无愧。”他以28岁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群众领袖王柏栋同志”，“我们最忠实、最勇敢、最积极的民族革命战士王柏栋”，是省委常委汪锋在省委追悼会悼词中的高度评价。
　　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巩德芳
　　商洛地区，近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陕南游击队领袖巩德芳。他的英名镌刻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电报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的纪念文章里。
　　巩徳芳建立抗日武装，开辟隐蔽根据地。巩德芳1909年生于今丹凤县棣花镇巩家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家乡茶房联常备队当副队长，从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那里学到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1938年和队护兵班长薛兴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常备队队长谢孝廉发现后要清理共产党员，扑灭抗日救亡的烈火，在巩德芳、薛兴军领导和指挥下，张德盛、周宝娃、巩全林1939年7月4日击毙了谢孝廉。巩德芳、薛兴军率领近百人在商洛山区成立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这支武装坚持斗争到商洛解放。
　　抗日进入相持阶段，根据省委指示，1942年春，巩德芳率干部和游击队员到陕甘宁边区受训，在马栏创办了“德记骡马店”(职务是经理，副经理是薛兴军，支部书记王杰)，领导商洛来的同志进行整风学习，开展生产，接纳往返商洛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为商洛地区的武装斗争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陕西工委1945年10月派巩德芳、薛兴军等返回商洛，1946年5月13日成立中共商洛工委，省委派王力任书记，组建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巩、薛任正副指挥。在王力、巩德芳的领导下，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千人，形成了以龙驹寨南北二山为中心的“隐蔽根据地”，迎接解放战争的新任务。
　　巩德芳接应并配合中原突围部队作战，有力支持了中国革命全局。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北归的中原主力部队到豫陕边，毛泽东亲拟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中原军区：“我党游击武装巩德芳部活动于西(安)荆(紫关)公路南北地区……；巩及各队长均党员，多来陕北受过训”，“你们应和巩部联络”，“考虑依靠巩部及广大民众在陕南十余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遵照这一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原突围部队进入商洛，巩德芳全力做好接应工作，李先念当面说：“有你巩德芳在这里，我们就如虎添翼了。”
　　毛泽东亲自指挥，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原突围胜利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曾给原中原部队干部说：“五师(中原部队前身)突围后毛主席很担心，几夜睡不着觉。到陕南后，毛主席才说，这下放心了。”毛主席放心，是陕南人民的无尚光荣！
　　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原局代书记郑位三，率领中原突围主力1.5万人和巩德芳、王力会合后，把两支部队合编，划分5个分区，成立县、区、乡党组织和政权，领导群众减租减息。1946年9月24日，在商镇封地沟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由原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任书记兼军区政委，中原军区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任军区司令员。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根据地在敌后作战，有力地支援了各解放区的作战，牵制了国民党部队，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间，保卫了党中央，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储备了力量。
　　“豫鄂陕军区”第一次写进《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原解放军“北路约1.5万人，在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截击合围，终于到达陕南，同当地游击队会合，于8月初成立鄂豫陕军区，执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当地游击队”指巩德芳领导的陕南游击队。“鄂豫陕军区”应为“豫鄂陕军区”)。
　　巩德芳积劳成疾病逝，满门忠烈。胜利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1947年3月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在此前夕，中共中央批准豫鄂陕军区部队北渡黄河，到山西老解放区休整。北渡之前，中共豫鄂陕区委决定组建中共陕南工委和指挥部继续坚持斗争。以2地委书记刘庚任书记兼政委、2分区司令员巩德芳任司令员，3地委副书记王力任副书记、副政委，2分区参谋长赖春风任参谋长。当时巩德芳还在2分区，汪锋政委指示2分区副司令夏世厚，派侦察班用书信通知巩德芳。他给来人说：“请转告汪政委，就说这事我知道了，请党委放心，我一定把工作搞好。”由于情况变化，刘庚和赖春风随第二野战纵队北渡黄河，巩德芳和王力分赴丹江以北、以南坚持斗争。
　　巩德芳带1个中队返回丹江以北游击，由于过度疲劳，不几天便病倒了，行动困难。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身边只留几名队员，隐蔽在棣花北山条子沟豹子洞，住了7天7夜，病情恶化。许家塬中医许佐善先生冒着风险将他接到家中，藏在红薯窖里吃药。军区大部队撤出，白色恐怖一片，坚持游击的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致使巩德芳的病情更加严重。
　　巩司令在许先生家住了4天，又转移到姜岭一个农民家，许先生跟上日夜伺候，病无好转。老伙伴薛兴军继续设法治疗，视死如归的巩德芳握住伙伴薛兴军的手，一字一句地说：“不要请医生了，我不行了。我死后，一切担子都压在你的肩上。将来革命胜利，请你告诉党组织，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实在于心有愧。”停了一会，又用微弱的声音说：“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到来。”“商洛一定要红起来……”薛兴军劝他要坚持下去。3月23日，被李先念称为“陕南游击队领袖”的巩德芳与世长辞，终年38岁。
　　巩德芳病逝后，敌镇公所自卫队长孙益俊仍千方百计找到掩埋地点，惨无人道地掘地挖尸，把他的头割下来向其上司报功。除在巩家湾陈尸外，还将他的首级悬挂商县西城门示众。接着，敌人又抄了他的家，杀害了巩德芳的父亲巩怀让、妻子张菊娃、伯父巩怀富，只有女儿巩党娃躲藏在竹筐下才幸免于难。巩德芳之弟巩德胜，1942年10月被敌逮捕后受尽酷刑，于1943年英勇就义。1947年，巩德芳伯父之子巩德彦也被敌人抓去，在监狱里折磨死。巩德芳的姑父李福禄也为革命壮烈牺牲。巩德芳一家两门共为革命牺牲6人，英烈满门。
　　三、李先念号召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
　　革命战争年代，李先念曾两度转战商洛。特别是在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更是和商洛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李先念主席对巩徳芳情谊深厚，1983年8月10日撰写《纪念巩德芳同志》专文，陕西《革命英烈》首发。文章说：“巩德芳同志是陕南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每当我想起1946年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就想到他。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给我们转战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文章特别指出：“巩德芳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为改变他战斗过的陕南地区的面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1985年6月18日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这是我们独有的精神财富，是最好的党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