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2年10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张国焘的右倾错误，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攻，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于是决定实施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领导下，以徐向前为总指挥向西转移，经淅川县渡过丹江后沿滔河而上，到达鄂陕边重镇南化塘。在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作了研究，准备就地发动群众，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将此意见电报了中共中央。红军到达南化塘后第三天，国民党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一师、五十一师从东、南、北三面扑来，合围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被迫放弃以南化塘为中心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1932年11月5日，红四方面军由南化塘秦家墁村进入陕西境内的商南县赵川镇三官庙，尔后分两路西进。右路进店坊河，经马蹄沟、马王沟、槐树坪过东马峪到十里坪，左路经赵川街、余家棚到达十里坪与右路会合。11月8日，红四方面军一路经白鲁础乡马家坪村、上河村进入山阳县晏马乡；另一路经白鲁础乡大竹园村、白鲁础村进入山阳鱼洞河乡。红四方面军在商南县经过赵川镇、十里坪镇、白鲁础3个乡镇共29个行政村，行程近200华里。
　　二
　　红四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西征到达商南县期间，除打土豪、分财物、宣传土地革命外，还建立苏维埃政权，点燃革命火种。1932年11月6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到达商南县境内白鲁础乡，在白鲁础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成立了商洛第一个红色政权“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红十师经白鲁础时借宿在农民张和林家，红军战士向张和林、张和敏、张和春等人了解当地情况，向其讲解革命道理，指出要想过好日子，就要起来革命，动员他们把穷苦人组织在一起，并鼓励他们说：“人心齐，乾坤移，只要穷人一条心，扭成一股劲，地主老财们没有不怕的。”一番话，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3个人一起表示，要照红军说的干。当晚即在红军战士的协助下成立了苏维埃组织，确定了领导人员，当场宣布张和敏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秘书，张和春任副主席，张和林任委员。并指出，苏维埃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组织，就是要把广大穷苦群众组织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使群众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当家作主人。关于活动范围，红军说：“你们是区苏维埃政府，国民党的区管多大你们就管多大，在有些方面还要超出国民党区所辖范围，扩大活动的地方。”在具体工作方面，红军强调一定要秘密进行，等红军成立了更多的苏维埃后再公开活动，使全商南先红起来，再让商洛乃至更大的范围都红起来。随后红军把盖有印章的任命书交给主席张和敏，让其妥善保管。张和敏见上面写着：“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秘书长张和敏，副主席张和春，委员张和林。”落款是：“红十师，白鲁础，民国二十一年冬月五日。”他便连夜用浆糊把任命书贴在家谱的夹层中间，一直珍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文革”期间家谱被红卫兵当作封建迷信品烧掉，那张珍贵的纸条同时被焚。
　　三
　　红四方面军是进入商南县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三军亦紧随其后在商南北山一带活动，两年后的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创建以商南为重点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3支红军队伍在商南南北二山活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发展革命武装，宣传红军政策，实行土地改革，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经之地多是穷乡僻壤，贫苦百姓饱受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的欺压，因此，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涨。
　　红四方面军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十分注意组建地方革命武装组织。红军一部的主要领导人和一个警卫班在商南县十里坪黄家厂宿营时，了解到工人身份的黄余富造纸技术很好，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决心，有一定觉悟，经过充分商议，决定成立“陕南抗日反蒋义勇大队”，任命黄余富为大队长，并颁发了盖有红军印章的委任书，让其带头组织武装，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红四方面军以其严明的纪律和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的实际行动换取了纯朴、厚道的商南人民的热爱和拥护，所到之处，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保护红军，短短几天里，广大人民群众付出了牺牲，作出了贡献，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
　　红四方面军2万多人，进入商南县境后，面对恶劣的地理环境，加之人地两生，行军更加困难。广大的劳苦群众便积极帮助红军克服困难，提供一切方便。红四方面军进入赵川老府湾村时，青年农民叶芳谱主动给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尖兵连带路当向导。部队行至十里坪马家厂，连长给了他3块大洋让他回家，叶芳谱返回途经十里坪钓鱼碥，后面一支红军队伍又动员他带路，叶芳谱二话没说，转身又领着红军向西行进。在山阳县油房坪村，叶芳谱经连长和战士们动员参加了红军。当红军到达川陕边后，叶芳谱因父亲早逝，家中上有奶奶、老母，下有一个年龄尚小的弟弟，家里全靠他一人养家糊口，他十分挂念家里，想回家。红军张连长了解情况后，批准他退伍回家，临走时，给了他20块银元。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叶芳谱当了民兵队长，因剿匪有功，被商洛军分区授予“民兵英雄”称号，当时的《陕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三官庙群众何连发主动给红军挑东西，把红军送到马蹄沟大屋场，红军给了他一块银元，何连发说啥也不收。清油河群众方相洲给红三军带路当向导，带了一程又一程，原本只需带到武关，可是方相洲觉得红军太好了，一直把红军带到山阳县。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热心帮助和全力支援，红军才能在商洛山中迅速突出敌军重围，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四
　　红军爱人民，人民帮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转战途经商南，由于长途跋涉，行军打仗，沿途留下了一大批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在这些人员中，除极少数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外，大多数被人民群众保护下来。后来，他们有的归队，有的返回原籍，有的就地安家落户，有的还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地方游击队领导，为商南人民解放事业继续英勇战斗。
　　红四方面军某部营政委蒋华山在南化塘战斗中右腿受伤，由两个警卫员陪同留在商南县白鲁础乡核桃坪村隐蔽养伤。红二十五军入陕到达商南后，两个警卫员归队，蒋华山因腿部伤残留了下来。红三军还在腰庄留下了4个生病的红军战士秦化廷、王志愿、程勇德、冀德芳，他们均在当地群众精心养护下治好了疾病，红二十五军来后秦化廷、王志愿担任了当地苏维埃赤卫军小队队长，在反“围剿”斗争中，两人都因负伤而未能跟随红军队伍北上，便在腰庄定居下来。解放后，留在腰庄的4名红军战士都分别担任了民兵队长、村农会主席。红三军掉队战士陈世文在湘河居住两年后，又返回故乡湖北麻城。红四方面军掉队战士余得水等2人定居于开河。在赵川白鲁础小土岭战斗中牺牲的3名红军，当地群众含着悲伤的心情将他们一一掩埋，使英烈在天之灵得以安慰。
　　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转战商南期间，留在商南的这些伤病员、掉队红军战士和苏维埃干部，犹如一颗颗红色的革命火种，传播着革命真理，继续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坚持不懈地同反动势力进行战斗，发挥着红军播种机、宣传队、战斗队的作用，始终保持和发扬红军战士的革命本色。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在创建以商南为重点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时，红四方面军当年路过的赵川、十里坪、梁家坟、白鲁础、开河等地有朱连魁、刘学发、冯万昌、杨志才等180余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和苏维埃赤卫军，当年红三军路过的腰庄、两岔河、清油河有梅广华、明昌武等400余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和苏维埃赤卫军，约有200人为革命壮烈牺牲。其中，核桃坪村有22人参加红军，解放后活下来的仅有冯万昌、杨志才等3人。因伤残定居在核桃坪村的红四方面军营政委蒋华山，在解放战争中任郧商县核桃坪乡游击队队长，为创建和保卫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张和春、土地委员张和林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地方游击队领导，为商南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五
　　红军长征途中路过商南赵川、腰庄两岔一带，因战略大转移的需要，没有在商南停留多长时间。红军走后，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和陕南抗日反蒋义勇大队遭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多次围剿，一大批苏维埃干部和抗日反蒋义勇大队的队员受到镇压和迫害，因此未能很好地开展革命活动，但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红军在商洛直接成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在商南甚至在商洛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为身处黑暗落后的商南人民群众求翻身、得解放指明了斗争方向，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人的积极性，为商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