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作为地区一级政权组织建置始于西晋泰始二年(266)，此时称作上洛郡。北、西魏时称为洛州，自北周宣政元年(578)改洛州为商州，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皆称为商州。
    从西晋设置上洛郡至清代末期，商洛人口一直处于缓慢消长状态。西晋太康元年(280)，上洛郡1.7万户，约8.5万人，到隋大业五年(609)，上洛郡有10516户，约54683人。唐贞观之后回升，天宝元年至天国年间(976-983)，商州仅有5113户(其中主户3763户，客户1350户)；徽宗崇宁元年(1102)，商州户口增至73129户，162543人。到金泰和七年(1207)商州人口达168481人。此乃商洛人口第一个高潮。
    元末明初，商州屡经战乱，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人口锐减。明洪武七年(1374)一度降商州为县，隶属西安府。据《元史》卷六十《地理志·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对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统计，整个奉元路(包括今商洛、西安、渭南和咸阳等地区约26县)在册人户33935户，人口仅有271399人，由此推算明初商洛人口应不超过3万人。为了复兴经济，朱元璋采用移民垦荒和屯田的办法调剂人力不足，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廷在山西洪洞县广济寺设立移民局。自明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陆续有移民大量迁居商洛，习称“大槐树人”。景泰中(1450～1457)，秦、楚、豫、蜀四省饥民纷纷进入荆襄山区垦荒，遭到明廷的禁止与镇压。饥民在刘通、石和尚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成化元年(1465)，刘通在湖北房县自立“汉王”，起义军号称10万人，占据东至邓州、西至镇安、南抵金州、北至商州的荆襄山区，扼险设伏，屡败官军。成元六年(1470)，明廷调集重兵25万，对起义饥民进行血腥镇压，但大部分饥民为了生存，仍冒死进山垦荒，明廷深以为忧，乃命晋阳都台原杰前往安抚。此时流民思安，愿听编户。原杰上奏朝廷，在荆襄地区增设山阳、商南、镇安、郧西、白河等7县，安置流民。部分移民迁居商洛等县，当地生产也因此逐渐得到恢复。
    历经20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明代中后期，商州达到了第二个人口高潮。据清王廷伊《续修商志》载：到万历年间，商州军民杂户增至3万有奇。以当时陕西户均9人计算，商州人口应有27万人。
    崇祯以后，天灾兵燹迭加，户口凋落。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八进八出商洛山，驰骋往来无虚岁”。官兵围剿起义军，到处制造无人区，凡遭兵火洗劫的地方，“城无完堞，市遍蓬蒿”。据王廷伊《续修商志》载：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部将袁宗弟、刘体纯等攻破商州城，双方交战中就死亡兵民4.7万人(内含官兵8000多人)。明灭亡前夕，商州户口骤减至7015户，再次跌入谷底。按明代一户约5-6口，可推算商州总人数在3.5-4.2万人之间。接着是顺康年间严重的地震、水灾、冰雹和旱灾等自然灾害，以及康熙朝吴三桂部将在商烧杀抢掠，长期战乱和严重灾荒使商洛遭到毁灭性打击，人口损失非常惨重。据康熙《续修商志》载，康熙四年(1665)人口仅存3512户，约1.7-2.1万人。
    进入清中期，商洛迎来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大量荆襄流民涌入此地进行大规模伐林垦殖活动。据地方志书记载，流民进入时间在乾嘉时期，进入各县时间先后不一，其中商州约乾隆十八年(1753)，镇安约乾隆十九年(1754)，商南为乾隆二十年(1755)，山阳约乾隆三十年(1765)，洛南为乾隆四十三、四年(1769-1770)年，柞水(孝义厅)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流民未到之前，商洛仍属人烟寥落。据乾隆九年《直隶商州总志》载，乾隆七年(1742)商州及镇安、洛南、山阳、商南人口总数也仅为119645人。时人感叹说：“卑州地处山陬，复原辽阔而居民村落隶属零星”，“境内崇岗叠嶂，密箐深林，多有人迹罕到之处”。据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商州》中的统计，道光三年(1823)商洛总人数已达到23.9万人，与乾隆七年(1742)相比，人口净增近12万人。如此迅速的增长速度在商洛历史上属首次。清代后期，商洛人口再度增加，光绪初(1875)商州户口增至43122户，人口310794人(《商州直隶州乡士志》)，出现了人口史上再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