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周述武同志
文章字数：2686
人到暮年，最为伤痛的事，莫过于经历相似，情感相通又有共同话语的亲朋好友日渐凋零。往事历历，人影渺渺，孤寂落寞之情不时涌上心头！
原商洛地委书记周述武同志，今年2月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7岁。噩耗传来，深感哀痛。但一时身体不适，未能去为他作最后的送别，时有歉疚！
述武同志长我10岁。他身体魁梧、姿容整秀、目光烔烔，言谈举止，颇有达人风度。我和述武同志相识较晚，但是从许多老同志口中常常听到他的大名。他们当面都称他“述武同志”，很少称他职务，而私下谈到他，都称“周公”，有人还称他“周高明”，虽为戏言，却也表明大家对他为人、才干的钦佩。因此，后来我也一直称他周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任商南县委副书记，周公是商洛地区行署专员，他多次去县里调研或检查工作，我们才互相认识，也有了较多工作交往。我对他还是敬而远之，更谈不上私交。
1984年，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同志是一位儒官，爱好文学，尤其是杂文。他在《河北日报》社创办了一张《杂文报》，当时颇受社会关注。我是杂文爱好者，此前曾先后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发表过几篇杂文。第二年秋天，在高扬同志支持下，《杂文报》在北戴河召开第一次全国杂文研讨会及联谊会，特邀我去参加。这是完全出我意料的事。我参加工作20年，一直窝在商洛山中，从没出过远门。这次见特邀参会，就动了心，很想出去见见世面。会前两天我到地区向领导请假，当时周公在家。他一听我说想去参加全国杂文会，感到很惊奇。“参加那个会干啥？你是县委书记又不是作家，工作怎么走得开？”当我向他申述“很想走出山沟，到外面看看”的心情时，他略作沉思，既没表示同意，也没再表示反对，就说了一句“把工作安排好，不能误事。”算是默许了。这使我深深感到周公是一位“善解人意”的领导。可是当我起身告辞时，他突然说：“你在县上工作20年了，回来到地区文化局当局长行不行？”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接着他就简要谈了一下当时文化局的情况，说：“你考虑一下，后边以地委决定为准。”这算是我与周公正式交往的开始。
这年10月，地委调我到地区文化局任职，12月我到职理事。由于到地直部门工作，和周公接触渐多。他对我提出地区文化局工作的基本打算：一是地县文化部门着力抓文艺创作（戏剧、文学、艺术）；二是农村乡镇着力抓群众文化设施建设（文化站、重点镇图书馆），表示热情支持，而且后来也确实给了不少帮助，使我十分感激。
1986年春，省委在丈八沟招待所召开地（市）县主要领导人会议。会议期间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要我第二天去丈八沟招待所。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他给我谈了要修地区图书馆的设想，而一再表示要建一座“二十年不落后的图书馆”。实际上当时行署的主要领导并不赞成，但周公有远见，力主非建不可。他领我去一一拜访省文化厅、财政厅、计委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争取支持。现在的地区图书馆就是在周公大力支持下建起来的，至今令人感念难忘。
按照我的设想，决定编一套《商洛文艺丛书》，总结建国以来商洛30多年文化事业的发展成就。周公获知后，十分高兴。1987年丛书《文学卷》编成后，周公热情为之作序，并出席发行座谈会发表讲话。随后我又编成了《戏剧卷》。周公将《文学卷》《戏剧卷》拿去10套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地来商洛的领导同志，受到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领导的热烈称赞。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变动，周公又调省委党校去任校长，这套《商洛文艺丛书》仅出两卷而成绝响，令人不免惋惜。
我和周公也曾发生冲突和不快。1987年12月，行署领导抽调我去山阳县蹲点一年，事先并没有人给我谈过，周公也不知道。为了不造成领导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行署领导的安排，去山阳伍竹乡蹲点。可是第二年7月，没有任何领导给我谈话，突然调我去复刊已停刊20年的《商洛日报》。我在文化局工作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不打招呼，突然变动呢？况且，报社人无一个，房无一间，如何操作完全无从着手。我去找周公，想知道一下是怎么回事。可是，完全出我预料。周公对我态度十分冷峻，没说两句话我俩就不欢而散。回到办公室我就给周公写了封信，语言十分尖锐激烈。这可把他气坏了，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火气不小，说我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等等。我回敬他：“不论你官多大，张某人认理不认权势。你不能平等待我，居高临下，我就不买账”。便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恰遇中秋节，周公托人捎话要我去他家见面。想了想却之不恭，我去了。这时我才知道他要调走了。当时已有几位老同志去看他，人多不便说什么，我就告辞了。事后我已知道我俩冲突的原因，可是周公始终没有解释过其中的是与非，这更使我敬佩他的君子风度和为官的品格。他到党校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过去听了闲话，对我多有“误解”。我回他“老兄既承认是误解，一说是‘无误’，都不必在意”。
不久我去省委党校看他，他十分高兴。当时他对到党校工作还有点心里不踏实。说：“咱几十年都是做地方行政工作，对理论没有研究，这里是一堆高级知识分子，理论家，我担心搞不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大领导遇见秀才，怯火了。你总会开党委会吧？又不叫你去讲课，怕啥！发挥大家的智慧，没啥难的”。他一听哈哈大笑，说：“你真行！”实践证明周公在省委党校执政8年，口碑甚好，受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
后来周公每次回商洛，总要约我见一见，聊一聊，有两次还屈尊礼下到家来看我。2000年春天，他写了10多万字的文稿，对他一生的工作和风霜雨雪的经历做了回顾总结，一定要我给他看看。他的真诚谦恭，我没有理由推辞。2003年春我正式退休赋闲，一方面为了照看小孙子，同时也为了避嫌，就去西安儿子家住了三四年，这样就和周公来往更多了，每次见面都是推心置腹地聊一通。他总说：“你在西安什么不便就说，需要钱，多的没有，三五千还是能拿出来。不客气，需要什么帮助就说。”后来他知道我要回商洛，特地邀约了几位朋友为我饯行，令我深为感动。
周公是土生土长的商洛人，对家乡极怀深情。他在商洛工作近40年，他的功业写在商洛大地上，他的人格风范留在商洛人民的口碑中。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清廉方正的地方官员。他的夫人是普通家属，没有工作，子女也都是工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作为商洛地区最高领导人，在他调离商洛时，还欠同志朋友数千元外债；前几年，省党校新盖一幢住宅楼，房款需要交40多万，他竟然拿不出，只好放弃。在今天许多官员看来可能是“天方夜谈”，但是这却是实情。然而对同志对朋友，他总是一片真情，往往解囊相助。商洛籍著名作家京夫同志患癌症住院，他多次去医院看望，知道京夫家庭困难，还送去几千元资助，感动的京夫热泪满面。这就是我们的周公，可亲可敬的周述武同志！
周公！祈愿你在天之灵安宁！
二○一七年正月二十日
原商洛地委书记周述武同志，今年2月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7岁。噩耗传来，深感哀痛。但一时身体不适，未能去为他作最后的送别，时有歉疚！
述武同志长我10岁。他身体魁梧、姿容整秀、目光烔烔，言谈举止，颇有达人风度。我和述武同志相识较晚，但是从许多老同志口中常常听到他的大名。他们当面都称他“述武同志”，很少称他职务，而私下谈到他，都称“周公”，有人还称他“周高明”，虽为戏言，却也表明大家对他为人、才干的钦佩。因此，后来我也一直称他周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任商南县委副书记，周公是商洛地区行署专员，他多次去县里调研或检查工作，我们才互相认识，也有了较多工作交往。我对他还是敬而远之，更谈不上私交。
1984年，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同志是一位儒官，爱好文学，尤其是杂文。他在《河北日报》社创办了一张《杂文报》，当时颇受社会关注。我是杂文爱好者，此前曾先后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发表过几篇杂文。第二年秋天，在高扬同志支持下，《杂文报》在北戴河召开第一次全国杂文研讨会及联谊会，特邀我去参加。这是完全出我意料的事。我参加工作20年，一直窝在商洛山中，从没出过远门。这次见特邀参会，就动了心，很想出去见见世面。会前两天我到地区向领导请假，当时周公在家。他一听我说想去参加全国杂文会，感到很惊奇。“参加那个会干啥？你是县委书记又不是作家，工作怎么走得开？”当我向他申述“很想走出山沟，到外面看看”的心情时，他略作沉思，既没表示同意，也没再表示反对，就说了一句“把工作安排好，不能误事。”算是默许了。这使我深深感到周公是一位“善解人意”的领导。可是当我起身告辞时，他突然说：“你在县上工作20年了，回来到地区文化局当局长行不行？”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接着他就简要谈了一下当时文化局的情况，说：“你考虑一下，后边以地委决定为准。”这算是我与周公正式交往的开始。
这年10月，地委调我到地区文化局任职，12月我到职理事。由于到地直部门工作，和周公接触渐多。他对我提出地区文化局工作的基本打算：一是地县文化部门着力抓文艺创作（戏剧、文学、艺术）；二是农村乡镇着力抓群众文化设施建设（文化站、重点镇图书馆），表示热情支持，而且后来也确实给了不少帮助，使我十分感激。
1986年春，省委在丈八沟招待所召开地（市）县主要领导人会议。会议期间一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要我第二天去丈八沟招待所。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他给我谈了要修地区图书馆的设想，而一再表示要建一座“二十年不落后的图书馆”。实际上当时行署的主要领导并不赞成，但周公有远见，力主非建不可。他领我去一一拜访省文化厅、财政厅、计委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争取支持。现在的地区图书馆就是在周公大力支持下建起来的，至今令人感念难忘。
按照我的设想，决定编一套《商洛文艺丛书》，总结建国以来商洛30多年文化事业的发展成就。周公获知后，十分高兴。1987年丛书《文学卷》编成后，周公热情为之作序，并出席发行座谈会发表讲话。随后我又编成了《戏剧卷》。周公将《文学卷》《戏剧卷》拿去10套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地来商洛的领导同志，受到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领导的热烈称赞。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变动，周公又调省委党校去任校长，这套《商洛文艺丛书》仅出两卷而成绝响，令人不免惋惜。
我和周公也曾发生冲突和不快。1987年12月，行署领导抽调我去山阳县蹲点一年，事先并没有人给我谈过，周公也不知道。为了不造成领导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行署领导的安排，去山阳伍竹乡蹲点。可是第二年7月，没有任何领导给我谈话，突然调我去复刊已停刊20年的《商洛日报》。我在文化局工作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不打招呼，突然变动呢？况且，报社人无一个，房无一间，如何操作完全无从着手。我去找周公，想知道一下是怎么回事。可是，完全出我预料。周公对我态度十分冷峻，没说两句话我俩就不欢而散。回到办公室我就给周公写了封信，语言十分尖锐激烈。这可把他气坏了，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火气不小，说我对他“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等等。我回敬他：“不论你官多大，张某人认理不认权势。你不能平等待我，居高临下，我就不买账”。便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恰遇中秋节，周公托人捎话要我去他家见面。想了想却之不恭，我去了。这时我才知道他要调走了。当时已有几位老同志去看他，人多不便说什么，我就告辞了。事后我已知道我俩冲突的原因，可是周公始终没有解释过其中的是与非，这更使我敬佩他的君子风度和为官的品格。他到党校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过去听了闲话，对我多有“误解”。我回他“老兄既承认是误解，一说是‘无误’，都不必在意”。
不久我去省委党校看他，他十分高兴。当时他对到党校工作还有点心里不踏实。说：“咱几十年都是做地方行政工作，对理论没有研究，这里是一堆高级知识分子，理论家，我担心搞不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大领导遇见秀才，怯火了。你总会开党委会吧？又不叫你去讲课，怕啥！发挥大家的智慧，没啥难的”。他一听哈哈大笑，说：“你真行！”实践证明周公在省委党校执政8年，口碑甚好，受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
后来周公每次回商洛，总要约我见一见，聊一聊，有两次还屈尊礼下到家来看我。2000年春天，他写了10多万字的文稿，对他一生的工作和风霜雨雪的经历做了回顾总结，一定要我给他看看。他的真诚谦恭，我没有理由推辞。2003年春我正式退休赋闲，一方面为了照看小孙子，同时也为了避嫌，就去西安儿子家住了三四年，这样就和周公来往更多了，每次见面都是推心置腹地聊一通。他总说：“你在西安什么不便就说，需要钱，多的没有，三五千还是能拿出来。不客气，需要什么帮助就说。”后来他知道我要回商洛，特地邀约了几位朋友为我饯行，令我深为感动。
周公是土生土长的商洛人，对家乡极怀深情。他在商洛工作近40年，他的功业写在商洛大地上，他的人格风范留在商洛人民的口碑中。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清廉方正的地方官员。他的夫人是普通家属，没有工作，子女也都是工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作为商洛地区最高领导人，在他调离商洛时，还欠同志朋友数千元外债；前几年，省党校新盖一幢住宅楼，房款需要交40多万，他竟然拿不出，只好放弃。在今天许多官员看来可能是“天方夜谈”，但是这却是实情。然而对同志对朋友，他总是一片真情，往往解囊相助。商洛籍著名作家京夫同志患癌症住院，他多次去医院看望，知道京夫家庭困难，还送去几千元资助，感动的京夫热泪满面。这就是我们的周公，可亲可敬的周述武同志！
周公！祈愿你在天之灵安宁！
二○一七年正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