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周述武同志因病逝世的消息，使我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周述武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有幸在时任丹凤县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周述武同志身边工作了三年。时间虽然过去40年了，但他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往事经常在脑海中浮现，就像发生在昨天。
    下乡
    1976年腊月十六早上，周书记给我说，咱俩今天去庾岭区下乡。你先走，我要去公安局参加一个会议，随后赶来。这是我到县委工作后第一次跟领导下乡。原以为跟上领导下乡，坐上小车，走走看看，沿路有人家，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所以，没顾上吃早饭，也未带干粮，就匆匆迈开双脚，步行上路了。心想，一会儿书记的小车就追上我了。庾岭区地处丹凤县北山，沿勇峪沟而上，距县城90里路程，是丹凤县的高寒山区。入冬后下了一场雪，满山遍野白茫茫一片，乡间公路经人车踏碾，全结了冰，太阳一照明光闪闪，犹如一块玻璃板镶嵌在山道间。当我一步一滑地走到半路时，书记却坐着公安局治安股长开的两轮摩托车赶来了。县委当时只有一辆帆布篷小车，为了以备急用，他把车子留给在家工作的领导同志了。追上我以后，他就把摩托车打发回去了。我们俩只好接着步行，我也不敢说没吃饭，结果饿了一天(好在那时候年轻)，天黑时才赶到区公所。接下来的五天，我们一直行走在冰雪路上，一共走访了庾岭区三个公社十三个大队。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天步行40余里。
    下乡的第五天早上，我们在蔡川公社大门口，看到生产队的群众往地里担粪，周书记走过去，接过一位老乡的笼担，就汇入了送粪的行列，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中午时分，因县委第二天要召开会议，派车把我们接回了机关。回来后，碰到一位办公室的老干事，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怎么样？跟着周书记下乡辛苦不辛苦？他可是专门往偏远的地方走的，哪里不常去人，他越是要到哪里去。说，那些地方有问题不容易被发现。我没敢接这个话茬，但我已经知道，跟周书记下乡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上世纪70年代，基层乡镇是没有旅馆的，公社干部都是宿办合一，谁要外出就把钥匙交给文书或在机关的同志，以备来客时使用。跟书记下乡，我们基本都住区、社干部的房子。也有一次例外，在大峪公社商山大队下乡时，曾经住过他女儿插队的知青点。有次去北赵川公社下乡，公社书记白清正很热情，让周书记晚上睡在他的床上，自己去找别的干部搭铺。第二天，书记悄悄对我说，这家伙，被头上的脚汗熏得我一夜没睡着。在炉道公社五二大队，有天晚上，我和周书记被安排在一户群众家的一张床上，房间很小，又没安门，外面飘着零星雪花，窗户纸破破烂烂，风一吹哗哗作响，我们俩只有和衣而眠。第一次和县委书记睡在一个被窝里，紧张的我一夜没敢翻身。
    周书记平时不大抽烟，但每次下乡都要在黄挎包里装上二三盒“墨菊”烟(大约三毛钱一盒)，还带上那种“斯大林烟斗”和烟丝。在和群众座谈时，他让我给抽烟的老乡发“墨菊”烟，他自己拿出烟斗，装上烟丝抽上几口，这样就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也缓解了现场的紧张气氛。
    退礼
    周书记的家，在县委党校后院，住在三间小小的西厦平房里。我从党校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后，有一阵子还住在县委党校的单身宿舍。这样，就和书记在一个院子做了一段时间的邻居。1977年7月的一天晚上，周书记老伴对我说，他爸给你留了封信。我打开一看，信上写着：德智：我明天要去参加全国农业会议。据家人说，今天上午家中来了位农村妇女，提了几样礼物，要求解决她和子女商品粮户口问题。好像说前段时间下乡时我在她家吃过饭。你打听一下，设法把礼品退回去，并对其做好政策解释工作。解决商品粮户口有严格政策规定，即使符合政策要求，也要逐级按程序办事……我随即打开装礼品的袋子，里面有一包点心，一包红糖，一节花布，好像还有一包饼干，四样东西。首次接到领导交办的退礼任务，又不知姓什名谁？家住何处？我真是犯了难。
    我想周书记信上说，下乡时在她家吃过饭。可能是大峪公社王塬大队那户铁路职工家属。当年春节过后，全县开展第二期农村路线教育工作，大峪公社是周书记的联系点，我被县委办公室派去大峪公社驻队，我跟他一起走访过不少大队、小队，曾在王塬大队一户铁路工人家里吃过一顿饭。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位驻队干部在饭前告诉我，这个院子住了几户职工家属，这几位妇女性格开朗，又见过世面，好开玩笑。在派饭时，这位驻队干部曾专门给这一户主妇交代过，今天到你家吃饭的是县委书记，你少说干(闲)话。所以，那天吃饭时，这位妇女就和娃端上碗到院子里去吃了，我和书记在屋子桌上吃的饭。于是，我猜测给书记送礼的可能是这一家的女主人，但又不敢确定。于是，我带着礼品再次来到王塬大队。我先把驻队的工作队员找来，说明意图，并商量好办法，让他先去核实情况。这位工作队员来到这户人家，见到女主人后，先拉拉家常，最近忙啥？然后问是否去过县城？她说去过县城。又问，你是否去过县委周书记家，她很惊讶，你咋知道的？工作队员紧接着说，你还带着礼物，是吧？她只好说，又没拿啥，就是给娃带了几样吃货。情况核实后，我和这位工作队员带上礼物上门了，我按照周书记信上说的意思作了一番解释。这位妇女开始显得很尴尬，但后来也表示了理解。我这才如释重负，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付饭钱
    第一次跟书记下乡时，办公室主任就特意叮咛我：跟领导下乡，要当好四员，工作员、服务员、保卫员、伙食员。所谓伙食员，就是负责给领导结算伙食账。当时规定，干部到农村下乡，每顿饭缴四两粮票两角钱。于是，每次下乡前，我都要到街上唯一一家国营食堂换一些小额粮票和零钱。记得第一次下乡出发时，周书记就交给我5斤粮票、5元钱，说你拿上给咱们开伙食。后来熟悉了，出发时他问我，你带钱和粮票没有，我说带着呢。他说，你记着账，回来咱俩再结算。下乡时，我带个黄皮笔记本，前面做工作记录，最后一页记伙食账，某月某日早、中、晚在什么地方吃饭，粮票多少、钱多少，下乡结束后汇总、结账。书记预付的钱和粮票多退少补，不过，给他退的时候多。记得第一次去土门公社下乡，在公社会议室乒乓球案子上吃完饭后，书记和公社干部聊天，悄悄示意我去结账。我到灶房问，谁管伙呢？我要结账。可是，几个人都说管伙的人不在。我初到办公室，又是第一次到这个公社，人又不熟，就信以为真。回到饭桌时，周书记问我，账结了没？我说没人收钱。公社书记卢占凤赶紧说，今天吃的米是公社干部自己种的，鱼是干部在银花河逮的，要啥钱哩。周书记说，你们种的、逮的，我们又没劳动，咋能不收钱呢？我又去灶房结账，说来说去还是没人收钱。我一时着急，就有点发火，说，你们不收钱，书记坐着不走，我就交不了差。你按规定收了不就对了吗？这时炊事员才过来收了粮票和钱，我们才起身出发。
    这些小事，只是他工作生活中的沧海一粟，虽然都很琐碎、细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值一提。但是，这些事情，正是“八项规定”所要求的，也是反对“四风”所提倡的啊。
    敬爱的周书记，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