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十里坪镇大西沟垴的红四方面军大悲寺司令部驻地遗址
白鲁础苏维埃政府驻地遗址
红四方面军转战商南路线图
红三军长征途中转战商南路线图

　　 文图 田光庆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队对我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由于张国焘右倾错误的影响，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疯狂围攻，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分局组织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以保存革命实力。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方面军2万多人转战商南近5个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1.5万多人两进两出商南，两支部队在商南共行程400余里，途经6个乡镇45个行政村，宣传红军政策，撒播革命火种，在革命危急关头，保存了红军实力，在商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率红四军战略转移途经商南
　　1932年7月，国民党当局调集30多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盲目轻敌，命令红军远道出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虽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但自身也遭到重大伤亡，并再次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被动局面。数战不利，张国焘仓皇失措，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四次“围剿”。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要红军向外线转移。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多数同志鉴于前几仗未打好，国民党军重兵云集根据地内，红军在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因此，亦同意转移外线作战、待机打回根据地的策略。会后，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13个团2万余人、枪1.5万余支，于10月11日黄昏，在四姑墩地区集结后，分左右两纵队向西作战略转移。
　　1932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经河南省新野、邓县、淅川，在淅川县渡过丹江后进入湖北省郧县，沿滔河而上到达鄂陕边重镇郧县南化塘。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此作了研究，准备就地发动群众，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将此意见电报中共中央。红军到达南化塘后第三天，国民党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一师、五十一师从东、南、北三面扑来合围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遂被迫放弃以南化塘为中心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向西转移。11月5日，红四方面军2万多人由南化塘秦家墁村进入陕西省商南县赵川镇三官庙，尔后分两路西进。右路进店坊河，经马蹄沟、马王沟、槐树坪过东马峪到十里坪；左路经赵川街、余家棚达十里坪与右路会合。11月8日，红四方面军一路经白鲁础乡马家坪村、上河村进入山阳县晏马乡，另一路经白鲁础乡大竹园村、白鲁础村进入山阳鱼洞河乡。红四方面军在商南境内经过赵川、十里坪、白鲁础3个乡镇29个行政村，行程200余里。
　　红四方面军在战略转移途经商南中，在打土豪分财物、宣传土地革命的同时，还建立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6日，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在白鲁础村宣传红军政策，组织发动群众成立了“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红军在商洛直接成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为身处黑暗落后的商南人民翻身得解放指明了斗争方向，为商南革命斗争的历史增添了光彩。
　　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率红三军两进两出商南
　　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以10万多人的兵力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坚持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在贺龙总指挥领导下，从1930年冬起，取得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1931年3月底至4月初，红二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入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只得实施战略转移，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2年9月，红三军所属4个师1.5万余人，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和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洪湖出发绕豫陕川边境向湘鄂边转移。经襄北大洪山地区时，发现红四方面军的布告，得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便决定追赶红四方面军，争取两支红军尽快会合。遂绕道豫西南、陕西转往湘鄂边。11月初，红三军从湖北省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进入豫西伏牛山地区，途经河南省南召，16日又经蒿县合峪、栾川县之三川，痛击尾追之敌，越过皮皮岭之后到卢氏县梨树坪，22日进入今丹凤县桃坪灰池子并分两路经老官沟、镰把沟挺进商南县清油河镇沙坪一带。在青岗坪会合后，经两岔河南下，当晚于后湾村至清油河街一线宿营。23日红三军向西行进经窑场村、吊庄村越四道岭进入丹凤县武关，并在寺底铺歼灭阻截之敌一个营后经油房坪村向南越姚岭，再次进入商南县境内。红三军从商南县太吉河镇白玉河口张家村南渡丹江，沿江向西行进，经开河口、冀家湾村，复进丹凤县境，宿营于竹林关。红三军两进两出商南县，前后历时三天，行程200余里，沿途经过清油河、太吉河、梁家湾3个乡镇16个行政村。
　　红三军在向西转移途中，夏曦继续推行“左”倾错误，把贺龙军长排斥在“肃反”委员会之外。部队在既行军又作战的艰苦情况下，保卫团还不断抓人，许多久经沙场的高级将领和老战士被诬陷捆绑，有的还被残酷地“处决”。进入商洛地区，夏曦强调要肃清混入红三军内部的所谓“改组派”“第三党”“AB团”。转战商洛时，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等相继被抓。在商南县开河口，将一个穿军大衣被五花大绑的红军干部从马背上拉下来，用大刀砍杀在路边草丛里；在冀家湾，有3个红军战士被砍杀在河滩里，其中一个年轻战士只有十五六岁。贺龙对这种做法极为不满，曾多次以军长名义制止和营救许多无辜的红军战士，保存了革命力量。
　　三、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在商南的宣传工作
　　红四方面军是进入商南县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红三军亦紧随其后，两支红军队伍所经之地多是穷乡僻壤，加之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宣传，又因当时商南党组织率保卫总团南下赵川接应红四方面军时间急促，没有宣传红军，群众听而生畏。正如鄂豫边临时省委书记宋良由向省委所报告的情况：“这次红军到赵川，群众还不知道是啥军队，起来跑反。通过这件事很明白的看到宋良壁、赵登城同志的工作，他们没有宣传红军。”因而，在红四方面军、红三军所经之处，群众纷纷逃离家园，躲藏到深山老林中。面对这种情况，红军就分别采用喊话、动员留在家中看门的群众上山去劝说、张贴安民告示、刷写标语、张贴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专打地主老财！”“建立陕南赤区！”“取消苛捐杂税！”“铲除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穷人要翻身，快来投红军！”“红军不收粮、不收款、不拉丁！”“工农团结抗日反蒋！”等革命宗旨和政策，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同时，红军在行军途中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向群众讲述革命道理，使沿途群众受到了革命的启迪。
　　退出坚持多年的苏区的红军，在极其艰苦的转移途中，仍然坚持打土豪、分财物，严厉打击和惩处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为民除害，以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证明“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靠山”“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四方面军从湖北郧县秦家墁进入商南赵川地区时，当地土豪劣绅孙五老板的大儿子是地方反动民团首领，带领60余人企图阻截红军，被红军全部歼灭，并把没收孙五老板家的粮食和财物全部分给鄂陕边一带的穷苦百姓。孙五老板和他的大儿子被红军处决于赵川苇园村，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军在赵川马蹄沟大屋场向群众了解当地土豪中谁最坏，要为穷苦百姓报仇。根据群众要求，在马蹄沟杨泗庙河滩处决了土豪、反动村长党居原和河南淅川县荆紫关民团9个人。在经白鲁础乡时，当地群众向红军反映说土豪财主、国民党闾长李燕富霸占民财，抢夺民女，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红军当即在白鲁础街上处决了李燕富，救出被其霸占的冯姓姑娘，分了他的浮财，为民除了害。红三军经过商南县两岔河时，了解到当地大恶霸、国民党地方保甲队长孙兆隐曾被许权中旅追剿过，孙逃脱后回到两岔河大肆进行报复，杀害了参加过农会和为许旅带路追剿他的农民群众，且平时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红军立即包围了孙的保甲队，活捉孙兆隐及其保甲队员30多人，孙兆隐被拉到山阳县口头坪处决，其余人员经教育后释放。红军在纸坊沟杀了土豪盛茂兰、雷振太等，当地群众拍手称快。
　　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经过商南时正值初冬，秦岭山区冷风飕飕，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们在转战途中，足蹬草鞋，身着单衣，忍饥挨饿，为求得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以顽强的革命毅力承受着考验与磨练。即使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红军仍然坚守革命军队的纪律，秋毫无犯。红军在行军或宿营时，从不打扰百姓。红四方面军到赵川苇园时，群众都跑光了，遇到一个姓殷的孤老汉因腿脚不便还没来得及跑上山，红军战士上前搀扶住他，给他讲：“我们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专打地主老财，保护穷人，请你给老乡们讲不要怕，让他们都回来。”红军的一席话打动了老汉的心，殷老汉帮着红军把躲到山上的群众都叫了回来。这天晚上，红军在苇园宿营时帮群众喂牛、劈柴、担水、扫地，群众感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群众热情地把露宿在屋前场子上的红军让到家中住下，并找来晒蓆、木板、麦草为红军搭铺，红军走时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向群众付了铺草费。殷老汉给红军送去一块腊肉以表心意，红军说啥都不收，殷老汉生气地说：“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太外气了！”红军只好收下腊肉，给了老汉2块大洋，老汉推让不掉只收下了一块大洋。红军离开时，殷老汉又拄着拐棍和全村群众一直把红军送出沟口。殷老汉回到家里，在盐罐里发现了红军留下的另一块大洋，顿时热泪盈眶，朝着红军走的方向，跪在地上连磕了3个头。十里坪马家厂一位姓石的奶奶帮红军烧水做饭，红军见石奶奶衣不蔽体，十分贫寒，送给石奶奶一些银元和一件衣服。
　　红三军在两岔河姚升奎家门前休息做饭，姚见红军吃糊汤没有菜，煮的黄豆半生半熟当菜吃，回屋里端来几碗萝卜丝和酸菜让红军吃，红军推让不过吃了送来的菜。红军出发时，送来3块大洋，姚家谁也不收，并说：“一点萝卜酸菜算个啥，咋能收钱。”红军战士一再强调：“我们红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东西就得给钱。”硬是把3块大洋塞到姚升奎的手上。红军到清油河街之前，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黑煞道要来，是男人就杀，是女人就抢，群众吓得都躲到山上，一夜不敢下山回家。第二天上午，群众党先茂回家一看，给其大舅做头周年蒸的一锅馍被吃光了，两石多粮食也没有了，发现在锅台上放着17块银元和一张字条，字条大意是，房东不在家，吃了你家多少馍多少粮，付给你17块银元，如若不够，等革命胜利了凭此证明由革命政府补偿，落款是红三军。事后党先茂用其中10块银元购回三石多粮食。清油河街上许多群众或在家中、或在菜地里都发现红军吃粮、吃菜留下的铜板或银元。红军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宣传工作，使沿途劳苦大众认识到，红军是劳苦百姓的队伍，是除暴安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队伍，给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希望。
　　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以其严明的纪律和处处为人民着想的实际行动，换取了纯朴厚道的商南人民的热爱和拥护，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和保护红军，留下了许多感人事迹。红军在商南活动期间，有860多商南人参加红军和苏维埃赤卫军，其中200多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当地群众共养护红军伤病员170多人。具有光荣传统的商南人民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实施战略转移、支援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