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门前笔架山
文章字数：2854
翠竹掩映茅屋边，黄石缝中紫金灿。
冬青横卧老屋前，门对山峰笔架山。
这是我四十年前师范毕业前夜写的一首小诗，今偶然翻出，感受颇深，梦魇中常常游走在老屋场笔架山，回味那段枯焦日子，不禁勾起了我些许乡愁。
那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深夜，因我们第二天就要毕业，上了两年商洛地区师范学校，原想谋个公办教师，吃个商品粮，没有大出息，也算光宗耀祖，不再握锄头把了。但事与愿违，根据“社来社去”(哪来哪去)规定，我必须回到穷乡僻壤大山旮旯的家乡——商南县青山公社常乐大队，继续从事那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的鸡肋式的民办教师工作。眼看前途渺茫，沮丧、懊恼顿时涌上心头，索性提笔赋诗一首，回味冥冥中的故乡，想想故乡的好吧，聊作自我安慰。
我儿时的老屋场很美：翠竹、古树、鲜花，小桥、流水、人家，偶尔有野山桃花点缀其间，那是一幅陶渊明笔下田园诗般的风光，如同现实版的世外桃源。
翠竹，像一弯碧水环绕着老屋，碗一样粗的竹子随风摇曳，春夏秋冬青一色，一年四季翠如屏。
古树，是老屋场的名片和标志，房后的山尖上有一棵簸箩粗的桦栎树，它如一把巨大的雨伞，撑在屋后，春夏遮风雨，金秋籽壳黄。
而最值得怀念和留恋的是屋上拐儿那棵千年冬青树，那是一棵有数人合抱粗的白皮冬青树，大自然所有的树都是直往上长，而它却扑地而横生，横卧着的滚圆的巨大树身，皮白而光洁，是我们老屋场孩子们的游乐场，每当一放学，几个小玩伴(含我们弟兄三个)就爬上那棵冬青树先疯一疯，不是荡秋千，就是从树兜走上到树梢耍猴，摸猫，震得树叶乱晃，那天真开心的欢笑声，银铃一般回荡在枝丫间，这棵千年古树，其造型真乃世上罕见的自然奇观！
一天放学回家，就发现那棵冬青树倒在地上，一帮拿着刀斧、锯子赤膊上阵的年轻汉子，如同刽子手正在肢解那棵冬青树，刀锯所到之处，一片白森森的，那满地绿叶被肆意践踏着。我飞快跑过去，抱着躺在地上的冬青树，一边哭、一边骂：“你们这些短寿的东西……”但一个小孩子的话又能怎样呢?紧接着，冬青树被一块块地肢解成木梳板块，一捆捆的被背走了。
此后的一九七二年，老家房后的那棵大桦栎树，也被我大哥撕成盖瓦房的屋檩子盖了房子。这些古老的古木，在那个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动乱年代，都没有逃脱那些败家子们的魔爪，可惜呀!
还有那“7”字形8间草房的老屋场的西南角的一处景观也惨遭厄运。那儿，有一个像一间房子一样大的黄石头，在石头的夹缝中生有一棵脸盆一样粗的哈哈树，每年五月满树粉红，花开万朵，与苍翠的竹园组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诗一般的风景花卷，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它花开正盛的时候，被一家炸石头下屋跟脚的人毁了，一声震耳的炮响，巨石随着滚滚浓烟被撕开，乱石纷飞，那棵灿烂无比的紫荆花树顷刻也随之飞崩而去，老屋场的又一风景就此永远消失，悲哉，凄惨!点缀老屋场四周的野桃山花也生虫枯死。
由于人虫的严重破坏，环境恶化不断加剧，值此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我毕业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屋——常乐沟上东沟老屋场，好像不认识生我养我的家了，贫穷依然，但整个苍翠的山上都仿佛被剃了光头，特别是两年前还是碧绿一片的大竹园的翠竹，如今已全都开了白花，我问母亲咋回事，母亲长叹一声说：“竹子只能活一个甲子六十年，六十年一开花，竹子就败了，这是不祥的征兆，一方水土恐怕也要遭灾，国家可能有大的动静和变故。”果然不出母亲之所言，没过多时，满园的翠竹开始发黄，相继死去，更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个领袖都在一九七六年相继辞世。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反党集团，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乱动荡时代宣告结束，我被青山公社以红头文件安排，即每月由学校所在地的生产队供应小麦、玉米各15斤，香油4两到原任教的常乐大队河口单人初小当民办教师，并规定每月由青山辅导区发工资5元，校所在的生产队记24个劳动日工分，就这样又当起了民办教师，开始了“半耕半读”教书生涯，这段日子，甜酸苦辣难以尽述。
一天，我正在课堂上指导二年级学生用词语“一堆堆”口头造句，指导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一个学生能口头造成一个像样的句子来，我正在束手无策时，突然一个叫何欣的学生高高地举起了手，她站起来脱口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窗外有一堆堆的红薯。”我朝窗外一看，果然发现那里堆了好几堆红薯，我不解，但我表扬了学习较好的何欣同学，激励她继续努力学习，(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研究生，并在湖北省某高校当上了副教授)，当日下课后，我问队长胡秋来：“你送红薯是怎么回事?”“这是生产队给你的口粮。”(他是我们常乐大队六队队长张得福的舅老倌儿人送外号“胡球来”)我当时非常气愤的质问他：“为什么不按公社文件给玉米和小麦?”“公社文件算个球了，你有红薯吃都不错了!”胡秋来居然如此蛮横。我本想上公社反映，但我想到和那种人讲不清理，就默默忍了，让学生帮忙把这千把斤红薯，下到教室里那口大红薯窖里(当时的教室是借用五保疯老头余才的一间土石房子，前边做教室，后边是老头的床，床下是一孔大红薯窖，散发着一股尿骚气)。可怜的我，每天靠吃这些红薯度日，好在水磨坊里住的本队请的河南人做砖瓦的左茂恩师傅改善生活时，让我去吃一点细粮。因为我俩都爱好拉坠子、二胡，爱好相投成为好朋友。天长日久，我因每顿不是蒸红薯就是煮红薯，吃得我眼冒金星，口吐酸水，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但我并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增强了我教好学生每节课的责任感、事业心，也从此激励我将寄人篱下的艰苦生活及枯燥乏味的教书生涯都倾注在两根二胡弦上和一根笔端，月夜，我和左师傅到丹江边上，面对浩浩东去的江水，将满腔悲愤融入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的旋律中，让喑哑激越的二胡音乐带走我的烦恼和无奈；每当我批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教案后，就摊开稿纸，拨亮如豆般的煤油灯，放肆着自己卑微的思想，在文海中肆意驰骋，构思着我对未来那美好的幻想，一页一页的稿纸写下了我的情思、我的追求，老家门前那座山峰笔架山在我的心中巍然矗立，是我心中的丰碑，历时一年，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家梦》初稿，参加山西省《未来杂志》举办的“未来杯”文学作品大奖赛，并荣获一等奖，当时是一九八0年，大赛组委会寄来了三百元奖金和一本《未来作家》杂志，我如获至宝，周末我带着那本杂志和三百元奖金回家，去亲吻了门前的那座笔架山。此后的一九八三年春天，我终于迎来了省市招转民教考试机会，以优异的成绩转为公办教师，随后被调往青山中心小学任教，但我仍坚持业余创作，于二00八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
我带着对翠竹镶边，鲜花盛开，古木参天，笔架紫烟、山花烂漫的怀念，背井离乡地来到第二故乡富水，在沐河口安营扎寨，离开故乡时，我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向老家门前神圣的笔架山挥手惜别。
又二年，我回老家探亲，因大哥、二哥尚在老地方居住，故乡贫穷加剧，所不同的是多了几座孤独的坟堆和几座豪华的合墓空壳。我漫游了一会儿惨破的老屋场，几滴老泪悄然盈眶。但一抬头，门前那座笔架山依然矗立在天地之间，笔架山，你是永远耸立在我心中的神山。
冬青横卧老屋前，门对山峰笔架山。
这是我四十年前师范毕业前夜写的一首小诗，今偶然翻出，感受颇深，梦魇中常常游走在老屋场笔架山，回味那段枯焦日子，不禁勾起了我些许乡愁。
那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深夜，因我们第二天就要毕业，上了两年商洛地区师范学校，原想谋个公办教师，吃个商品粮，没有大出息，也算光宗耀祖，不再握锄头把了。但事与愿违，根据“社来社去”(哪来哪去)规定，我必须回到穷乡僻壤大山旮旯的家乡——商南县青山公社常乐大队，继续从事那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的鸡肋式的民办教师工作。眼看前途渺茫，沮丧、懊恼顿时涌上心头，索性提笔赋诗一首，回味冥冥中的故乡，想想故乡的好吧，聊作自我安慰。
我儿时的老屋场很美：翠竹、古树、鲜花，小桥、流水、人家，偶尔有野山桃花点缀其间，那是一幅陶渊明笔下田园诗般的风光，如同现实版的世外桃源。
翠竹，像一弯碧水环绕着老屋，碗一样粗的竹子随风摇曳，春夏秋冬青一色，一年四季翠如屏。
古树，是老屋场的名片和标志，房后的山尖上有一棵簸箩粗的桦栎树，它如一把巨大的雨伞，撑在屋后，春夏遮风雨，金秋籽壳黄。
而最值得怀念和留恋的是屋上拐儿那棵千年冬青树，那是一棵有数人合抱粗的白皮冬青树，大自然所有的树都是直往上长，而它却扑地而横生，横卧着的滚圆的巨大树身，皮白而光洁，是我们老屋场孩子们的游乐场，每当一放学，几个小玩伴(含我们弟兄三个)就爬上那棵冬青树先疯一疯，不是荡秋千，就是从树兜走上到树梢耍猴，摸猫，震得树叶乱晃，那天真开心的欢笑声，银铃一般回荡在枝丫间，这棵千年古树，其造型真乃世上罕见的自然奇观！
一天放学回家，就发现那棵冬青树倒在地上，一帮拿着刀斧、锯子赤膊上阵的年轻汉子，如同刽子手正在肢解那棵冬青树，刀锯所到之处，一片白森森的，那满地绿叶被肆意践踏着。我飞快跑过去，抱着躺在地上的冬青树，一边哭、一边骂：“你们这些短寿的东西……”但一个小孩子的话又能怎样呢?紧接着，冬青树被一块块地肢解成木梳板块，一捆捆的被背走了。
此后的一九七二年，老家房后的那棵大桦栎树，也被我大哥撕成盖瓦房的屋檩子盖了房子。这些古老的古木，在那个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动乱年代，都没有逃脱那些败家子们的魔爪，可惜呀!
还有那“7”字形8间草房的老屋场的西南角的一处景观也惨遭厄运。那儿，有一个像一间房子一样大的黄石头，在石头的夹缝中生有一棵脸盆一样粗的哈哈树，每年五月满树粉红，花开万朵，与苍翠的竹园组成了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诗一般的风景花卷，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它花开正盛的时候，被一家炸石头下屋跟脚的人毁了，一声震耳的炮响，巨石随着滚滚浓烟被撕开，乱石纷飞，那棵灿烂无比的紫荆花树顷刻也随之飞崩而去，老屋场的又一风景就此永远消失，悲哉，凄惨!点缀老屋场四周的野桃山花也生虫枯死。
由于人虫的严重破坏，环境恶化不断加剧，值此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我毕业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屋——常乐沟上东沟老屋场，好像不认识生我养我的家了，贫穷依然，但整个苍翠的山上都仿佛被剃了光头，特别是两年前还是碧绿一片的大竹园的翠竹，如今已全都开了白花，我问母亲咋回事，母亲长叹一声说：“竹子只能活一个甲子六十年，六十年一开花，竹子就败了，这是不祥的征兆，一方水土恐怕也要遭灾，国家可能有大的动静和变故。”果然不出母亲之所言，没过多时，满园的翠竹开始发黄，相继死去，更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个领袖都在一九七六年相继辞世。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反党集团，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乱动荡时代宣告结束，我被青山公社以红头文件安排，即每月由学校所在地的生产队供应小麦、玉米各15斤，香油4两到原任教的常乐大队河口单人初小当民办教师，并规定每月由青山辅导区发工资5元，校所在的生产队记24个劳动日工分，就这样又当起了民办教师，开始了“半耕半读”教书生涯，这段日子，甜酸苦辣难以尽述。
一天，我正在课堂上指导二年级学生用词语“一堆堆”口头造句，指导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一个学生能口头造成一个像样的句子来，我正在束手无策时，突然一个叫何欣的学生高高地举起了手，她站起来脱口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窗外有一堆堆的红薯。”我朝窗外一看，果然发现那里堆了好几堆红薯，我不解，但我表扬了学习较好的何欣同学，激励她继续努力学习，(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研究生，并在湖北省某高校当上了副教授)，当日下课后，我问队长胡秋来：“你送红薯是怎么回事?”“这是生产队给你的口粮。”(他是我们常乐大队六队队长张得福的舅老倌儿人送外号“胡球来”)我当时非常气愤的质问他：“为什么不按公社文件给玉米和小麦?”“公社文件算个球了，你有红薯吃都不错了!”胡秋来居然如此蛮横。我本想上公社反映，但我想到和那种人讲不清理，就默默忍了，让学生帮忙把这千把斤红薯，下到教室里那口大红薯窖里(当时的教室是借用五保疯老头余才的一间土石房子，前边做教室，后边是老头的床，床下是一孔大红薯窖，散发着一股尿骚气)。可怜的我，每天靠吃这些红薯度日，好在水磨坊里住的本队请的河南人做砖瓦的左茂恩师傅改善生活时，让我去吃一点细粮。因为我俩都爱好拉坠子、二胡，爱好相投成为好朋友。天长日久，我因每顿不是蒸红薯就是煮红薯，吃得我眼冒金星，口吐酸水，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但我并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增强了我教好学生每节课的责任感、事业心，也从此激励我将寄人篱下的艰苦生活及枯燥乏味的教书生涯都倾注在两根二胡弦上和一根笔端，月夜，我和左师傅到丹江边上，面对浩浩东去的江水，将满腔悲愤融入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的旋律中，让喑哑激越的二胡音乐带走我的烦恼和无奈；每当我批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教案后，就摊开稿纸，拨亮如豆般的煤油灯，放肆着自己卑微的思想，在文海中肆意驰骋，构思着我对未来那美好的幻想，一页一页的稿纸写下了我的情思、我的追求，老家门前那座山峰笔架山在我的心中巍然矗立，是我心中的丰碑，历时一年，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家梦》初稿，参加山西省《未来杂志》举办的“未来杯”文学作品大奖赛，并荣获一等奖，当时是一九八0年，大赛组委会寄来了三百元奖金和一本《未来作家》杂志，我如获至宝，周末我带着那本杂志和三百元奖金回家，去亲吻了门前的那座笔架山。此后的一九八三年春天，我终于迎来了省市招转民教考试机会，以优异的成绩转为公办教师，随后被调往青山中心小学任教，但我仍坚持业余创作，于二00八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
我带着对翠竹镶边，鲜花盛开，古木参天，笔架紫烟、山花烂漫的怀念，背井离乡地来到第二故乡富水，在沐河口安营扎寨，离开故乡时，我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向老家门前神圣的笔架山挥手惜别。
又二年，我回老家探亲，因大哥、二哥尚在老地方居住，故乡贫穷加剧，所不同的是多了几座孤独的坟堆和几座豪华的合墓空壳。我漫游了一会儿惨破的老屋场，几滴老泪悄然盈眶。但一抬头，门前那座笔架山依然矗立在天地之间，笔架山，你是永远耸立在我心中的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