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县石门镇石门街村是临靠石门镇的一个大村，这个村由原来的上仓、庙沟和樊沟三个小村合并而成，是一个有着工匠传统的村庄。上世纪70年代，村里的男人们三分之二都是木匠，现在到石门街村六七十岁的人家去，大多数男人都可以说出家里哪件家具是自己做的，自己给谁家盖过房子；到上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群众需求的变化，这些逐步被时代所淘汰的木匠开始转型做瓦工，并带动年轻的一代人当起泥瓦工；2000年以来，村里涌现出不少包工头，成立起建筑工队带领部分群众做建筑活，发展出了一批建筑工。从木匠到泥瓦工再到建筑工人，石门街村的专业技术工人经历了三次嬗变，每次转型，他们都未经“高人”指点，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市场的巨大需求中自觉完成，并以一带十代代相传，使整个村子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凭靠着勤劳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养家糊口、脱贫致富。这是一个以村为单位自发形成产业的经济现象，在全市上下脱贫攻坚热潮中，这个现象应该被重视；当前这项产业面临转型和再发展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木工技艺养活一代人
　今年71岁的樊新文是石门街村一位老木匠。由于家境清贫，他22岁时就跟着同村人在秦岭扛椽，1970年他被招聘到正在建设之中的洛南县永丰镇国防厂当木工学徒，在木工车间跟着山东的师傅做木工活。当时师傅要求很严格，学徒工要在师傅的带领下从最简单的技艺一项一项学起，技术不过关就根本出不了师。
　 在木工车间呆了三年，樊新文掌握了做木工活的技巧，国防厂建好后他回到村上，在家里做靠背椅子、箱子等家具，用架子车拉到洛南县城去卖，以此养家。1975年，樊新文开始跟着村中的老木匠在洛南县各地给别人盖房子、做家具，80年代开始自己带着一帮人到巡检镇、王排乡等地给别人修建房屋。据樊新文回忆：那时候村里木匠很多，他的邻居、弟弟、老丈人都是木匠，木工学起来门槛比较低，他们那一辈青年男子十六七岁开始学木工非常普遍，有像他一样跟着师傅专门学过的，也有自己跟着别人做工学会的，代代相传。70年代不流行外出打工，在农村没有技艺的人只能在合作社干庄稼活挣工分，只有木匠、泥水匠这种有技术的人才能外出做工挣钱。人们也都需要木匠，日常生活中小到桌椅板凳、犁头、擀面杖，大到嫁妆、棺材，农村人一生最看重的房屋，都离不开木匠，洛南地界十里八乡都有他们村匠人修的房子。
　上世纪70年代的洛南农村，嫁女儿的全套标配嫁妆是7件，一个长2.3米宽0.7米的存放粮食的大柜、大立柜、小立柜、两个朱红色箱子、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两个木匠一个多月可以做一全套，一个木匠一年光靠做嫁妆就可以使自己家庭过得比较富足。
　对洛南人来说，一辈子建起一座房子是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80年代以前，洛南人修建的还是土坯做墙的房子，这种房子继承了中国古代建筑技艺，要用木头做框架结构，然后再填充土坯。再加上相对多雨，洛南人建房习惯做两面坡屋顶，需要用木大梁和木架撑起屋脊，前后两面斜坡屋顶用檩固定，用椽铺就，再用泥黏住瓦片形成鱼鳞式屋顶面，有利于雨水快速流走，具有防漏、隔热的作用。因此，要建成一座土房，木工最关键。木工要搭建好整个房屋的框架，保证立柱的垂直、大梁木架的平直对称，才能确保房屋的安全和美观。修建一座房屋要做立柱、大梁、檩条、椽、各种卯榫等大大小小几百个部件，两三个经验丰富木匠共同合作才能完成。“那时候木匠因为掌握技术走到哪都是受人尊敬，并且经济上相对其他农户总要活泛一些。”樊新文道。
　　木匠转型当瓦工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红利惠泽千家万户，广大农民口袋有了余钱，纷纷改善居住条件，洛南人开始修建更加坚固的砖瓦房，用砖和混凝土垒墙，不再做木框架了，木工在房屋建筑中不再起主要作用，除了做屋顶再没了用武之地。这时，石门街村的木匠穷则思变，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纷纷学做了瓦工，石门街村新一代工匠——瓦工产生了。
　 59岁的张安石是石门街社区最早转行做瓦工的一个，他小时候便跟着父亲学做木匠，主要做土木结构房子的门、窗、椽等，也学着打立柜、粮食柜、桌子等家具，虽然辛苦却也算有一技之长。可到了80年代，随着机械化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木匠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席梦思弹簧床取代了老式实木床，便于放电视机和音响的矮柜取代了原来的大组合柜。后来慢慢有了沙发、茶几、玻璃餐桌这些新式的、新材料一次成型的家具。”张安石介绍，随着电锯、电刨子的出现，传统木工用刨子刨一块木料的时间机器能刨一堆，再加上各种物美价廉、式样新潮的家具的出现，根本没人再请木匠打家具了。
 “后来，村里差不多人家推倒土坯房，盖起砖墙木帽子的大瓦房。”张安石回忆，那时候农村人口多，兄弟多的家庭儿子要娶媳妇时都会另择一处庄基地盖新房，他便彻底转行自学了瓦工，给人垒墙、架梁、做木架、盖帽子。瞅准了市场需求，靠着木工、瓦工都在行和他为人活泛、踏实的优势，张安石干脆做起了包工头，专门在周围承建民房。在张安石20多年的当包工头经历中，当地很多能工巧匠也和他一样，带领着一班子人马，投入到火热的农村建房大潮中，成为一个个小包工头。
　 包工最红火时是在2000年前后，除了冬季和农忙时节，这种包工队最多一年能盖五六座房。村里类似张安石的这种“农村小包工队”有十多个，一般以十二三人为一组，分为大工和小工，大工全是男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专业性，小工则根据下苦程度分为男小工和女小工，做和灰、担沙、搬砖等粗活，这些大工和小工大都是本村和附近的群众，一个带一个带动一大片，鼎盛时村里有200多青壮年劳力从事这一行，他们村的包工头也带动了周围村不少群众常年打工。“活儿多时一年能挣七八万块钱，一般的大工每年都能收入一万多。据村里一位包工头估计，那几年他们村每年挣回百余万。石门街村群众明显比其他村富裕，2000年以后，村里大部分群众都建起了新房，家里增添了洗衣机、摩托等新家电。
　一项产业的蝴蝶效应
　“花庙的烤烟，刘家（村）的菜，陈涧的木耳，黄龙的矿，上仓就靠龙王庙。”在石门镇，这段民谣广为流传，歌谣中同时也反映出石门街村自然资源的匮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山没水我们还有人。”石门街社区副主任蔺安时说，针对社区人多地少、居住密集、其他产业发展艰难的实际，镇、村里准确定位，引导青壮劳力投身建筑行业，努力打造“劳务输出专业村”，同时积极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在石门街村，提起李勇多数人都知道，因为很多村民的房都是他盖的。李勇今年47岁，1991年从县职中建筑班毕业后分配到供销社上班，后来遇到下岗潮便失业了，又逢父母先后过世，家里一穷二白，无奈之下李勇只得捡起所学，做了一名建筑工。最初他从当小工干起，很快便升为大工，这个令农村人羡慕且尊重的工种做一天活能拿到两块钱工钱。但李勇并不满足，自己没有父母可依靠，还要养活妻儿，这样下去也赚不了大钱，便大着胆子做起了包工头。包工头能赚更多的钱，也担着同样大的风险。一次主家前一天晚上付给他一万二千元的工钱，可能是因为老房线路老化，家里着了火，一把火烧得自己一无所有，还没来得及给工人发的工资也被烧个精光。后来，接连吃了几年低保，加上亲戚邻里的帮衬，李勇终于扛过艰难岁月，迎来事业的巅峰。“李勇是这些包工头里活儿最多的，别的工队一年接五六个活了不得，他一年能接十来个。”村主任李永红介绍。现在，李勇的包工队拥有三台搅拌机、三个电葫芦，建筑工队大、小工三四十人，可同时承建三所民房，一年到头，作为包工头的他收入十多万元，包工队的大工一年挣四五万元，就算工资最低的女小工一年也能领一两万元。手里有了钱，李勇腰杆也挺直了，2008年，他家建起了新楼房。如今来到李勇家，崭新气派的二层半的小楼矗立眼前，偌大的水泥地院子里堆放着木板、木头等盖房用料和两台搅拌机，走进屋内，客厅、卧室、厨房各功能区设计齐全、布局合理，内部装修得与城里的商品房相差无几，从一穷二白到拥有别墅般的小洋楼，手头宽裕地供养在上大学的儿子，李勇无疑是村里的致富典范。
　 在包工头张安石的带动下，村民樊炳石从一个没活做的木匠变成如今拥有两层楼房、几十万储蓄的富裕户。“以前给人做板凳、床等，忙一天挣一块五毛钱，后来连一块五也挣不到了。”樊炳石说，当时家里很困难，父亲早逝，母亲失聪，一间房打了隔断住着他们兄弟三人，结婚娶媳妇的200元钱还是从银行贷的款，日子过得着实艰难。在生活的重压下，樊炳石跟着包工头张安石做泥瓦工活，做房架。80年代末农村大兴盖房，吃苦耐劳的樊炳石还完了账，盖了四间砖房，日子慢慢好了起来。1994年，樊炳石积累了丰富的盖房经验，也做起了包工头，日子渐渐富裕起来。现在他带着个十多人的建筑工队，常年在石门镇及附近包活儿，一个人一年能赚七八万元钱，工队的工人平均年收入近三万，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和邻村十多户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目前，石门街村全村2860人中，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从事劳务产业，村里有十六七个包工队，村民在包工队里做建筑活的占到一半，劳务产业富了农民强了村，2017年洛南全县农村人均收入9160元，而石门街村人均收入近1.2万元，明显高于全县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同时，到2017年底，村里108户贫困户324人中已有70多人在各个包工头的带领下在外地或就近务工，仅此一项使贫困户增收3000多元。
 “农村包工头”遭遇尴尬
　“现在盖房的人越来越少了，今年到现在我还没包到一个活，在家闲坐着呢。” 3月13日，张安石对记者说。这在他这个村里最“资深”的包工头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张安石分析道，一方面从2000年到2010年左右，村里该盖房的都盖好了，基本家家户户两层小洋楼，农村盖房的高潮已经过去。另一方面留在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不少人都去城里买房安家了，盖房的需求也少了很多。“拿我儿子来说，大学毕业后就去上海工作，一年就过年过节就回村几次，以后肯定要在上海买房安家了。”张安石继续道，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批到庄基地了，农村发展要进行统一规划，很多地方政府不再批庄基地，农户想盖房拿不到批示，阻挡了一部分人盖新房的计划。
　 稍年轻的李勇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但他的看法略有不同。“我们这种农村建筑队不够专业，在测量、设计和施工质量上慢慢跟不上新形势新要求了。”李勇道，“现在农村一些富裕户不仅追求住得下，还要住得安全、舒心，他们不惜多花钱聘请城里的专业的建筑公司，进行房屋造型设计，不再修建千篇一律的四间大瓦房，而是建成样式别致、形态各异的小洋房。我们这些建筑队如果再不改变，迟早会被市场淘汰；而且这种‘草台班子’抗风险能力太差了，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工头就要赔个倾家荡产了。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担忧，现在工地上干活的都是40岁至60岁的中老年人，基本没有年轻人，等这些人干不动了，这行业就难以为继了。
　 机遇与挑战并存，市场的需求永远是供给的向导。面临着农村建筑行业的新要求，农村包工队的转型迫在眉睫。蔺安时说：“听说县城里有专业的建筑公司，我们准备去学习考察一下，随后把我们社区建筑队的进行资源整合，成立建筑公司，吸纳一些测绘、设计、工程类的大学生人才，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石门街村的建筑行业不断转型和变迁的现象也给我们启示。在全国供给侧改革的大潮下，当地政府应该发挥职能，多关注农村现有的传统性产业，将他们无意识的发展变成有意识地向产业化方向引导，并在新形势下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动其转型升级，将其打造成“拳头”产业，以此振兴乡村，圆群众的致富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