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彭晓玲，丹凤剧团演员，一米六五的个头，身材苗条，一身好功，踢腿能踢过头顶。当年团里排《红心朝阳》，她演女一号。可惜虽然皮肤白皙，但碎脸盘，单眼皮，不符合那个年代英雄人物银盆大脸、浓眉大眼的形象要求。据说演出间隙，母亲上厕所，听见蹲坑的群众弹嫌女主角扮相小气，一怒之下，扔了假辫子，报了西安音乐学院的琵琶专业。
　　进修一年之后，便成了乐池里琵琶伴奏的顶梁柱，从此再没登过舞台。
　　台下的母亲，没人时常常偷着用玛扎菜绷拓眼皮，期盼着眼晴能变得漂亮点。母亲啊我的妈！你要是能活到今天，女儿一定带你上西安，去北京，哪怕到韩国都成，咱们找最好的医生，给您割双眼皮……
　　母亲担纲过《聂焘》《泉水清清》《月亮光光》等大型戏剧的琵琶伴奏，经常上西安出省城比赛会演，能独奏《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还带过几个学生。虽然从演员变成了演奏员，母亲爱美的天性和习惯从未改变。她总是烫着时髦的卷发，早起抹脸描眉，涂口红，用摩丝把刘海梳成高高的“招手停”，走路挺胸收腹，立腰提臀，像是在练功。那年代衣服款式少，母亲就在东街裁缝铺里自己设计定做套装，长衫短袖，裤装裙装，扣子拉链，各式各样总能成为裁缝铺的样款。
　　记忆中的母亲从来都是精致整洁，时髦干练，用家乡话说：那叫一个“板掖”。
　　母亲爱打麻将，但她干家务超级神速，特别是做饭，我们前脚放学进家门，她后脚推倒麻将进厨房，不一会儿饭就上桌，而且每每总有新鲜花样：一厘米厚却能分出十几层的千层饼，炒制的喷香的油茶，数出十几样菜色的“彭式炒饭”……
　　母亲对儿女从不提“教育”二字。从小学开始，每天早餐一毛五，涨到中学一块五，母亲总把很多零钱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由我和弟弟自己取，我们从没数过抽屉里到底有多少钱，但也从来不多拿一分钱。初三时，我喜欢后座的男生，偷偷把心思写在一个小本子上。一日午睡，半梦半醒间，突然发现母亲正在翻看我忘了收拾的日记本，吓得我一身冷汗，却装睡不敢吱声。母亲看完，放在原位，直到她去世都没提过那个本子和那个男生，而我青春的忐忑最终都化作了深深的感激。毕业以后，我谈了恋爱，母亲觉得不合适，但从不干涉过问，只说：你的婚姻你做主，是甜是苦都得你自己吃。
　　在那些成长的岁月里，父母的“不管”与“纵容”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包容。他们让我觉得天塌下来也就是个窟窿大的事，我永远都能在他们怀里取暖，也随时可以展翅高飞。有了坚强的后盾，我开始成熟，有了幸福的家，工作也干地有声有色。然而，母亲病了，爱美板掖的母亲捏着眉笔总是画歪眉毛，摩丝也喷不到刘海上来，走路不再昂首挺胸，一只脚老是拉在后面。我陪母亲去烫头发，让她看镜中的自己，告诉她：妈，你依然很美。
　　知道我怀孕的消息，母亲高兴极啦，经常叫我回家吃饭，自己做不了，就站在灶台边指导保姆炒菜，盐轻醋重，一定要合我的口味。一天中午回家，看到母亲坐在院子的石榴树下，手里握着竹签子，头低低地凑在跟前，费劲的戳着一团蓝色的毛线。戳两三下，挂上一针，手颤抖着，抹一把汗，似乎她手里的毛线针像撬石头的钢钎般沉重，每每戳成一针，她皱着的眉头就舒展一次，再戳两三下，挂上一针，眉头再舒展一次……
　　……母亲看到我，灿烂的笑着，扬起了一圈刚起头的蓝毛衣，结结巴巴地说：“给……我，孙子。”
　　母亲的脑梗更严重了，给外孙的毛衣最终没织起来，甚至吃饭都靠人喂。一天，文工团一等儿同事晓霞姨、惠霞姨打电话要来看她，她突然推开饭碗，指着衣架嘴里唔哩哇啦(她已失语)，父亲取下红纱巾，边给母亲系着边解释：你妈是怕同事看见胸口的诞水印印饭痂子……
　　我的久病失色的母亲，虽然生命烛光日渐暗淡，但她依然爱美，依然坚守着人生的一点点尊严。
　　母亲走了以后，我总不愿回想过去的岁月。我一直像她教我的那样，活着往前看，往好处看。但是，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她。出门前要化妆，走路收腹挺胸，喜欢看花鼓秦腔，听琵琶独奏，做饭爱摆花样，养儿子，多予爱，少苛责，零花钱交给儿子自己管理……
　　母亲远去，我却成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