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永军
　　芦芙荭的短篇小说《救心丸》载2017《长江文艺》12期，讲述了一个带有终极悬念的故事，在乡间一个始终不知道名字的村子里，一个叫白崇德的老汉，未被真正辨明“生死”的情况下，被村人当作死尸，抬上山坡的墓园，“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埋了。在这群人中，就有白崇德的两个儿子，白朝南和白朝北，他们坚持相信白崇德已经死了，甚至跟望九之间发生激烈争吵，进而怀疑望九的人品和动机。这个故事，并不是作家写作这个小说的指向，它是一个容器，一个壳，是小说灵魂的住所。它的高明深刻之处，是通过介入者望九，对乡村生活场景下不同人心的体验，推演成因，对人性做深层地触摸。
　　小说中望九和村人之间，望九和白崇德两个儿子之间的冲突，消解得非常轻松，村人之间有一个藏在心间，不能明说的心愿，村子里最近要死一个人，死谁？成了焦点，村长一家有个患癌的父亲，其他人家，也有类似的境况。而且，他们认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样就将人心中最核心的东西逼了出来。生与死的愿望选择。谁不希望死的是别人，活的是自己或自己的亲人。一包催眠的药粉，通过望九老婆的一杯开水，催眠了望九，消除了障碍，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如果说望九是一个闭塞乡村，仅存的一点温暖的良心，那么他也只是人心没落之后的仅有，微小而脆弱，担心而无奈，更谈不上对世风人心的影响与改变。
　　白崇德是春天里这个村子中最病重的一个人。也是最渴望关爱，而最缺失关爱的一个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每月接受一千元佣金的望九，望九是个乡医，又是白家的保姆。所以望九也是白崇德生命最后，跟白崇德最亲近的人。也是这个小村里，体验人心，见证人性的一个证人。
　　这个小说的形象是鲜活的，指向是虚无的，不是刻意，却直指人心。
　　白朝南是明确意义上的大儿子，按照伦理，应当担当儿子的责任，尽儿子的义务，体现老有所养，践行人伦。白朝南没有做到，原因是他在城市的“生意有了麻烦”，还有一个就是“又娶了一个小女人，有了两个家，他连那个家才是自己的家都弄不明白”，没有安宁的心境，没有时间，这些理由，自然无法来照看自己的爹，所以在老汉最病重的时候，敷衍塞责，糊弄众人，看见望九“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二儿子白朝北，是分工生养死葬自己的母亲，母亲过世后，回家看望白崇德，好像这里只有他的股份，当听说白崇德病重的时候，带着丧葬的一应家什，赶回家来，仿佛是完成一件事情。
　　人情之冷，人心之冷，暗示对白崇德的心理遗弃。谈不上半点温情可言，吃团圆饭的时候，兄弟二人，连一口菜也没给白崇德“夹一筷子”。就这样，白崇德觉得家里热闹了一些，心情高兴，坐起来吃了一些饭菜，喝了几杯酒。这点可怜的温暖，无法真正地温暖人心。所以，白崇德之死是一种必然。
　　构成白崇德的生存环境，是他的一群乡邻，还有伴随的愚昧和无知，传闻乡间“巫师”身份的望宽，“吃着阳间的饭，给阴间当差”，就有人相信，而且准备向望宽打听，这些日谁的魂魄被抓走。村长的母亲向望九打听白崇德的病情，实际并不是真正的关心，另有所图，还有那些凑热闹帮忙的人，各怀心事。
　　萎缩的乡村，萧条的不单纯是人气，文明与人心也在衰落。
　　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望九的失望与孤独，他没有同道者，包括他的老婆也向世俗投降，站在望九的对立面，认为望九“神经受了刺激，产生了幻觉”。而主动出击，弄了一包望九给别人治病的安眠药，安眠了望九。
　　谢有顺先生说过，小说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那不但是小说写作的路径，更是一种境界，他不但力求作者写进人物的灵魂，而更要冲击读者的灵魂。
　　在故事当中，白崇德的“生与死”是一个叩动人心的关节，但在小说当中，它是一面镜子，一块试金石，照见了人心的本真，试验了人心的硬度。
　　读完小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内心对乡土充满热望，心怀悲悯。通过故事的推演，完成了对复杂人性的触摸，让人深思，也使这一具象的《救心丸》，有了某种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