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小长假，去包扶的白衣寺村下乡，在一处偏僻的洼地里，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妪正在一片苞谷林里薅草。正是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汗水顺着老妪的面颊流下来，她也顾不上擦。看着她那一招一式默默劳作的背影，不禁想起我的母亲来。
　　我的老家在偏远的五花山下，那里山大沟深，土地贫瘠，可耕种的农田东一块西一块地挂在山坡坡上，远看，像一张张巴掌大的膏药紧贴在山梁上。种庄稼几乎是靠天吃饭。倘若老天爷一成十几天不下雨，那一年的庄稼就面临着绝收，人的嘴就要吊起来了。
　　那时候，我家劳力少，每到春播时，父母就有着加不尽的熬煎，东家跑西家请，好话说遍，雇人翻地播种。一场雨水过后，请人把地翻了，种上苞谷。看着苞谷苗苗出了地，长了叶，母亲就会站在地头咧嘴笑，还不时自言自语：“这下好了，能顾住嘴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站在她身后，那时我虽小，但明显地能感觉到她打心眼里的开心和自豪。
　　母亲能吃苦，很耐劳。她爱劳动，更爱庄稼，是家里家外劳动的一把好手。每到苞谷起身的时候，母亲就跟着父亲去地里给苞谷薅草。母亲小时候缠过脚，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总也跟不上父亲，可她的手麻利，薅起草来并不输给父亲，常常是，父亲薅完一垄，她也薅完一垄。父亲让她歇歇，她一抹额头的汗，说：“歇啥？不累！”
　　薅草是一件苦差事。说它苦，不单是要出力流汗，更重要的是，薅草的日子选择上就让人发怵。给苞谷薅草，正值夏伏时节，日头像火烧，知了热得鼓噪不止，狗也吐出长长的舌头，人自然就不消说了。钻进密不透风的苞谷林里，就像捂进了大蒸笼，人闷热得喘不过气来，纵使汗水浸透衣衫，湿透前心后背，也不能光了膀子，那样，苞谷叶片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非在你肩上膀上拉出无数条血淋淋的口子不可。热，还要穿厚实，捂严实了。再者，薅草还得选择日头炸烈的正中午，小时候我不解，就问母亲，母亲摸摸我的头说：“你傻呀，大太阳下薅草，薅的草才能晒死哩！”我强辩说：“草晒死了，人也晒死了。”听我这么说，母亲忍不住就笑了：“你个鬼头！”
　　父亲去世后的头几年，母亲一人在老家，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是喜欢种苞谷，翻地、播种、薅草、收割，似乎有用不完的劲。我们劝她不要种了，她不听，说：“妈命苦，闲不住，一闲下来浑身就不舒服，像散了架。再说啦，农民哪能不种庄稼？都不种了，人吃啥？”母亲总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不停劳作，一辈子虔诚地膜拜着土地，挚爱着庄稼。她总是对我们说：“你们甭看咱这地不咋样，只要用心了，地不哄人，人勤地不懒嘛！”
　　是啊，人勤地不懒。几块薄田，在母亲精心打理下，养活了我们，让我们成长壮大。如今，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土地，有没有庄稼？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眼前又呈现出母亲在苞谷林里薅草的情景，眼眶也不争气地溢满了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