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赵遵礼先生校注的《商州旧志古诗文校注》一书，历经数年打磨，终于在2018年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公开出版了！
　　《商州旧志古诗文校注》(以下简称《校注》)集《直隶商州总志》《康熙续修商志》《续商州志》《续修商县志稿》4部旧志古诗文于一书，对其中先秦至民国初期各个朝代、各色人物描绘、赞咏商洛的诗文、辞赋，全部进行了精细、深入、系统的说明、点校和注释。全书达128万字，以精简两装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这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文史资料建设工程，卷帙非凡，规模空前，意义重大，使尘封已久的旧资料重新焕发生机，开始服务于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惠泽子孙后代，这无疑是赵遵礼先生晚年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纵观《校注》，赵遵礼先生的研究成果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阅读对象的定位。赵遵礼先生把阅读对象定位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这是符合商洛实际的。大凡著书立说者，必须确定好自己的阅读对象，必须考虑是写给谁看的，他们的文化程度如何，阅读、接受能力怎样？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文字表述的深浅、难易就有了区别。《校注》的定位针对性强，扩大了阅读范围，拓宽了阅读队伍，使旧志中的诗文篇章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以至于辐射到千家万户，提升了地方文化的总体水平，也达到了著述的真正目的。
　　其次，《校注》的诠释、说明文字，干净、明晰而且到位。这是《校注》中的核心工作，每篇文章、每首诗歌都要涉及，都必须无一例外地给予介绍、说明。说明文字包括标题、作者、文章的中心内容、艺术呈现几个节点，看似简单，但牵涉到方方面面，问题多而繁杂。把握不好，就会流于烦冗或纠缠不清，以往的同类书目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令人惋叹。赵遵礼先生则大大加强了这一环节，其表现与众不同。
　　作为标题，一般编者为了省事，要么略加说明，要么不加说明，而赵遵礼先生没有绕道而行，他对关乎到的人和事，都能给读者以明确交代，不空，不漏，不缺。对标题，是保留原来的标题，还是有所变更，也能加以说明。他说明的基本格式是：原标题是什么？变做什么？依据的是何种善本或权威版本？这就把读者含混不清、无所适从的疑虑消除了，也免去了翻检之苦，严谨，严肃。
　　关于作者介绍，赵遵礼先生遵循由生卒、而出身、而经历、而事功常规程式，使读者一目了然。但也不限于程式化，他会在读者熟悉的作者中，补入读者不熟悉的内容，以加深读者对作者的重新认识及印象。如关于元好问，则补入了：“元好问是金元时期北方文学代表，是创作中承上启下的桥梁，是‘北方文雄’……金亡不仕，拒绝了蒙元朝廷倾心接纳。隐居故里，潜心著述。”让读者加深了对元好问文学创作的成就及骨子里十足的民族气节的印象。又如对明代的康海、马理等人，也都注入了新的内容，使读者由此而产生深深的敬意。
　　《校注》对诗文的中心内容、艺术表现的说明，其优长在于简洁、明确、到位，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文字凝练，中心突出，没有虚冗之笔。如对李涉《再宿武关》一诗的说明：“这是一首行旅诗，作于迁谪途中，诗眼是‘愁’字。作者遭贬，夜不能寐，愁绪悠长……”以100多字的简短篇幅，说明了该诗基调的生成原因。又如对温庭筠《商山早行》一诗的说明：“此诗也是一首行旅诗，温氏以绝妙之笔，描写了商山早春的山区景色，诗中带有朦胧的思乡愁绪。”对这首诗的说明，紧扣内容，主要在于景物描写及景物描写中所渗透的思乡情绪，文字省净，说明准确而到位。
　　同时，在很多地方的介绍、说明中，他不失时机地为读者贯穿相关文化知识，尽可能为读者提供更多营养，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如天文、地理、名物、卦象、官职、文体等等，不一而足，一切都是现成的，唾手可得，只要阅读留心，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总之，《校注》的诠释、说明要而不繁，能在有限的篇幅中融入丰富、新颖、耐读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大特色。
　　点校，也是《校注》一书中的重要环节，更是考验编者古诗文阅读能力的关键。北宋初期著名文学家穆修十分推崇韩愈的诗文，自费刻印了一部《韩文公集》在街头出售，如有买家能当面准确读断一两篇韩文，他就高兴地免费赠送一套，视为知音，可见古人对点校的重视。赵遵礼先生于此没有任何参考，断句难度大，做来不易，费时费神费力，而他全凭基本功，根据上下文义进行判断，对其中的散文、辞赋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标注，足见先生古文功底的扎实深厚。
　　校，即校注、校雠、勘误，是对不同版本的同一篇文章，进行真伪上的辨别。旧志往往因为当初的手抄、过录之故，多有错讹，如衍文、阙文、夺字、脱字、错字等，都需要精心识别，细为厘正，逐一校勘。该项工作并不轻松，没有治学上的火眼金睛，便很难发现文字中的错讹，一旦失严，则又流于滑脱，这是校注工作中的大忌。赵遵礼先生平心静气，严防死守，如同排雷一样，清除掉一个个障碍，纠正了一处处错误，使所有诗文作品变得准确完美。如赵贞吉的祭文，有衍文7处，被删除373字；赵应会的赋文，注者指其疑误5处，指误、改误11处，补漏7处。据注者统计，全书纠错改错达1700多处，可见旧志差错率很高。赵遵礼先生于此显示出了惊人的功力，功劳大矣。
　　第三大块是注文部分，即对文章中不熟悉而又很难理解的词语、词汇、故实、典故，做出注释。常见的疑难词句，做起来不难，但生僻的或不易查找的，一般人会觉得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常视其为荆棘畏途，即使勉强去做，也不过就事论事，蜻蜓点水，一掠而过罢了。赵遵礼先生能驾轻就熟，在疏通上下文义的基础上，还要旁及到它的本义、引申义、转化义上来，一贯采用权威版本、经典注家而予以说明，以追求注释的精确性。对于关键性的、绕不开的，常能以详为要。有些典故，晦涩不明，出处难觅，要查清典源，绝非易事，但注者却以超强的功夫，把难解的问题一一解决。诸如有脚阳春、赃赇之鄙、学辨文鼠、衣锦夜行、甘棠树下、刘四骂人、藩垣屏翰、鸰原雁序等等，在他旁搜别绍之下，都给出了明确无误的解答，不仅把意思交代明白，同时把典源也讲得清清楚楚。通过大量旁证、佐证，从而得出答案或结论，不仅让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保证了注解的准确、精确、周详，有理有据。对于特别不易把握的地方，他会以“疑为”“似为”“或为”此类有所保留的字眼加以说明，绝不虚情做作，文过饰非。
　　《校注》注释上的特点，主要在于详尽、详备和全面，这十分难得。为了给读者排忧解难，释疑解惑，赵遵礼先生搜尽奇峰，竭其所能。如李商隐的祭文，全文不过1100字，而注释则达80多条，注文长达1.1万字，是原文的10倍；赵应会的赋文，注释169条，注文竟达10个页码之多，其详尽详备，不能不令人叹服。在注释文字上，他不仅解决了大量的困惑问题，还通过译文或诠释，捋顺了大量的文字，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最大方便。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校注者最着力的地方，也是全书最有学术价值、含金量最高的地方。正是因为他的辛勤劳苦，才使几部旧志中的诗文合为一部十分完美、令人刮目的史料鸿著。
　　同时，还应指出的是，《校注》除正编之外，还有附编部分。赵遵礼先生将部分在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古人诗文，不做注释而融入附编，没有轻率剔除。这样的处理慎重而妥当，既保全了《旧志》艺文志之完整面目，又可使愿意做全面研究的人进行参阅。如《旧志》中关于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妇女贞节方面的诗文，由于作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历史局限，今天看来就是封建性糟粕，尽管不必苛求古人，但理应扬弃，而校注者都能给予关照。再如所涉及四皓文化、贬官文化的篇目，注者也都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和态度，体现出学术研究上的品位和价值。
　　总之，不经其事，不知其难。要做好古诗文校注工作，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储备，需要在校勘学、文字学、辑佚学、辨伪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等方面具备雄厚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有科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赵遵礼先生是商洛著名的文化学者，勤奋黾勉，博学多才，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夫。他一生在传道授业之余，进行了大量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燕书通译》《列女传选读》《隅翁俪语》等10多部著作，撰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正因为他著述颇丰，成就斐然，才成为了商洛中学的特级教师，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事迹也载入了《共和国人物辞典》。像这样一位孜孜矻矻、不知疲倦的学者，担当《校注》大任，了却鸿愿，自当是顺理成章、不言而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