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井就在村中间，一个小小的院子，没有院门，低矮的土墙上装着个破旧的门框。
　　我对老井的记忆是从六七岁时开始的。每到晚上，忙完了一天活计的父母总是想办法把桶里的水腾空，到老井边去挑水。我便被叫去打手电，小小的光晕把父母的身影和扁担上的桶投射到村道上或是墙上，时而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时而是一个长臂的举重大力士。走上七八分钟后，便到了老井边，扣上桶，放下锈迹斑斑的铁绳，随着辘轳转动的咿咿呀呀声，一桶澄澈甘甜的水慢悠悠地出了井口。
　　村里大半人家都在此打水，因而老井院子的人络绎不绝，井口边的石板总是湿漉漉的。孩子们也喜欢在那里玩，有时偷偷地摇着辘轳把晃两下，但很快，就会被大人拽着耳朵揪走。
　　老井边有一户人家，正屋门对着井口。每天来打水的人，几乎都会和这家人拉几句话。
　　这家的老头是个会计，在那个普遍的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年代，他是全村公认的“文化人”，村人自然而然地对他有一种敬畏感，遇上了，送上一根纸烟，客客气气地说几句话，都够让打水者骄傲几天。
　　老头个矮、清瘦，写字的时候戴一副厚厚的石头镜；老妇人头发花白，满面皱纹，见人一笑绽如秋菊。老两口也很热心。他家有一杆秤，时常见村人到他家去称东西；每逢过年，总见村人拿着裁好的红纸，一个个到他家，看着他在大方桌前给大家写对联。当然，村里有红白喜事，账房先生也是他。
　　老井也离不开这家人的呵护。冬日，老妇人总是每天起得早早的，铲掉井口旁的冰；村上谁打水技术不好没打满，她也总把自家桶里的水提出来给他添满；井壁垮得厉害，村里组织年轻小伙子淘井，老妇人也总是备好热水、毛巾，供满身泥水从井里爬出来的小伙子们用。
　　光阴匆匆而过，十多年间，村子扩大了一倍，一些村民有了新庄基，盖了大房子，独门独院，也给自家打了井，去老井打水的人少了。井旁人家的一对老人相继去世，老井更老了，井口石板松动，搅起一桶水的时间更悠长，咿呀声更为沧桑。
　　突然有一天，村人发现，老井的门框安上了门扇，还挂上了锁子。这样一来，有时老会计的儿子一家人不在，村中打水的人就吃了闭门羹。几次抱怨之后，不少人家都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四处打井，寻找水源。那时村里也流行起了打工潮，男人们都要出门打工，家里缺了劳力，自家院子没口井，也实在不方便。一时间，水井成了村里家家户户的标配，连外地姑娘来看家，进门都先瞄瞄，看有没有井。然而并不是家家都是那么幸运，有的人家在院子里挖了3口井，也没见到一滴水，于是，只有觍着脸到别人家打水。见了人家点头哈腰，隔段时间还给有井的人家捎上一包点心。
　　老井旁，老会计的儿子盖起了平房，给井口打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水泥平台，用麻绳勒出棱形的小方块，辘轳上换上了明晃晃的新钢丝绳，洋气、美观，但红砖院墙垒得更高，木门修得更为结实，也无人再进去了。
　　2010年左右，农村兴起自来水，同时村里进行新农村改造，地下管网同时建设，沉寂的村子又热闹起来了。村民们合伙在山上挖好蓄水池，又在村道里挖好各家院门前的管道，但老会计家门前那段却一直没动工。原来，老会计的孙子在县上看病，儿子夫妻俩顾不上。听到这个消息，由村里的一位老人带头，去了好几个劳力，一晌午全段挖通。后来老会计的儿子回来了，哭丧着脸，说是孩子得了不好的病，要到西安的大医院做手术，四处筹措，还差好几万元，要将房子卖了凑钱。
　　那一夜，村里不少人家屋里的灯亮到了半夜，空气中从东到西都弥漫着叹息声。第二天一大早，德高望重的升堂爷一脸郑重地进了村主任家的门。半个多小时后，两人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全村各家各户各凭心意，捐点儿钱，帮衬一下。村主任当场拿出了500元钱。于是，开大车的建设送来500元，养鸡的发财送来300元，瘸腿的水牛送来100元，在西安打工的年轻人也互相传递消息，汇回来近6000元。3天时间，全村村民凑出了1万多元钱。将钱送到老会计的儿子手中的时候，他眼含泪花，千恩万谢。
　　老会计的孙子回来那天，村里刚好通了自来水。甘甜的自来水从管道流到各家各户。老人们笑着说：“这样全村更像一家人，吃上同一口水了。”老会计的儿子红着脸说：“我和村主任说过了，再从老井接一道管子到主管道上，把老井作为村里的备用水源，这样天旱时，大家也不会缺水了！”哗啦啦的掌声响起，和着流水声，传得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