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持续奋斗，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成就，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我市7县区全部摘帽、701个贫困村退出、57.2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实现倍增。
　　近期，为全面掌握商洛市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情况，找准制约农民增收的短板弱项，学习探索助农增收的精准路径，按照商洛市委安排，商洛调查队随市委政研室、市统计局等部门赴商洛市六县一区实地考察学习，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选取每个县区一个住户调查点作为调研的样本点，通过对收回的有效问卷及走访了解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工资性收入是可支配收入的四项构成之一，其主要是指就业人员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也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来，在大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背景下，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时间，商洛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发生巨大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千元迈入万元大关，其中工资性收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收入快速增长，工资性收入贡献位居首位。2011年商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586元，2020年达到了10773元，较2011年增加了6187元，增幅高达134.91%，其中工资性收入10年间增加了3488元，增幅高达145.03%，增收贡献率为57.07%，居四项收入贡献率之首。
　　收入结构变化明显，工资性收入稳增稳涨。10年时间的城镇化建设，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也出现“两增两减”情况，即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在结构占比中增长明显，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由2011年的52.44%增长到2020年的55.10%，保持着稳定稳增的态势，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支柱。
　　工资性收入分三类，工资仍独占鳌头。工资性收入结构主要由工资、实物福利、其他劳动报酬三部分构成。工资指就业人员通过劳动从单位或雇主获取的各种现金报酬；实物福利既包括单位或雇主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各种实物产品，如米面油、水果、家用电器等，也包括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各种服务，如停车场、幼儿园、娱乐、健身和医疗保健服务等；其他劳动报酬主要是指就业人员获得的除工资以外的其他现金劳动报酬以及单位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费。2020年，商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构成中，工资在总量中的绝对值最多，而实物福利、其他劳动报酬的量值相对较小，相应的三项构成在总量中的占比也是差异巨大，仅工资一项的占比达九成以上。
　　务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摸清全市农村居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现状，此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在收回的有效问卷显示，户均家庭年收入为96278元，近七成的调查对象过去一年家庭收入来源以外出务工为主，其中户均工资性收入为52006元，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达到54.02%。
　　省市外工资均高于本地。调查显示，商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务工地点主要以省内市外(以西安为主)和县内为主。其中务工地点在省外、省内市外、县内的户数比例为：19.35%、43.65%、37%。调查户的工资性收入分别为：省外77149元、省内市外65652元、县内56975元。以务工地点对比工资收入来看，省外比县内的收入高35.41%，省内市外收入比县内高15.2%。
　　提高收入成为外出主因。调查显示，在为何选择外出务工的问题上，七成以上农村居民认为外出务工可以获得的收入是高于本地的，两成左右的农村居民认为可以在本地之外学到实用的技术和本领，一成农村居民认为在外务工可以让生活更方便舒适，并可以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
　　教育程度高低影响收入。按家庭成员中受教育最高程度来划分家庭收入层级，其中初中及以下占比为45.31%，户均年收入为47446元；高中和大专为29.69%，户均年收入为50982元；本科及以上占比为21.87%，户均年收入为75311元。从家庭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情况来看，文化水平高低与获取收入成正比，本科层级收入分别比初中及以下高58.73%，比高中和大专高47.72%。
　　职业技能对增收有帮助。调查显示，家庭成员中参加过职业技能专业培训的约占调查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均表示对就业增收有帮助，且目前亟须专业技能型技术和种植养殖技术的培训。
　　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家庭近三年的收入持续增加，45.3%的调查对象认为持续上升的原因是参加技能培训。但是，若工资性收入要保持稳定提高，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乏专业性技术和就业不稳定。
　　存在诸多问题不容忽视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惠民政策的推行下，全市农村居民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农村劳动力面临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如就业难度大、收入水平低、劳动合同签约率较低等，依然制约着农村劳动力扩大增收的渠道。
　　地区发展存在差异，就近就业机会少。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地点为省内市外，省外务工户均工资性收入比本县务工高出35%，省内市外户均工资性收入比本县务工高出15%以上，大多数选择外出从业的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经商收入高于本地。
　　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难以适应产业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各行各业对技术人才和掌握技能人才的需求尤为突出。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职业需求而被搁置、边缘化。
　　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不足，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从目前农村居民就业现状看，大多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调查对象中，外出从事建筑业的户数占比为37.93%，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户数占比为23.0%，由于掌握的职业技术技能不够，大多农民从事体力劳动，收入相对较低。
　　创造条件激发内生动力
　　商洛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城镇化和现代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出来，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应从缩小城乡差距、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切实为农民的合理流动、健康就业创造条件。
　　应该有的放矢地开展非农职业培训，提高农户获得各种信息的渠道。建议以国家新生代农民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为契机，向省级政府部门争取更多的优惠扶持政策。同时，统筹企业、技工院校、社会培训机构等资源，同劳动力市场紧密结合，在提供优质培训资源的同时，发布准确的就业信息和市场稀缺岗位，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理性选择就业。
　　要为土地顺利流转提供合宜的平台，继续扫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鼓励农村人才流入与流出。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可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从事其他产业或进城务工，同时还可使土地向经营者和种田能手转移，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按市场规律优化配置。
　　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地位，激发群体内生动力。政府应从激励机制上着手深化改革，如鼓励用人单位重视技能水平与劳动报酬挂钩，引导社会招聘重视技能型工人就业。为参加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从社会政策上予以支持，如帮助解决随工子女上学问题等。通过鼓励用人单位、政策扶持，提升技术工人的地位，激发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主动学习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