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下赵塬

　　在商州区杨峪河镇下赵塬社区的一面依山傍水的坡地上，有一块普普通通的墓地，长眠着原商县杨峪河公社下赵塬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再平。坟头的墓志铭上写道：“杨再平，生于1931年古历三月，终于2003年四月，当村支书40年，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商县县委委员。”
　　每年清明前回乡祭祖，我都会来到老支书坟前，向他敬一炷香，然后坐在坟旁，回想老人辉煌的一生。依稀间，看见他正背着一块大石头，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汗水珠子一滴一滴砸在地上，仿佛整个山坡都在跟着他一起粗重地喘气：“吭哧，吭哧，吭哧！”
　　这是记忆中老支书扛石头修水库的一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陕南降雨量少，年年干旱，人畜饮水困难，田地龟裂，粮食亩产只有一二百公斤。1969年春，老支书来到我家，与在家养病的叔父赵遵道谋划，要在赵沟建一个大水库，解决人畜饮水和田地灌溉问题。叔父是县水利局的技术员，就和村上的“能人”赵新来共同设计了水库和灌溉水渠工程。把工程图纸交给老支书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地说：“这下下赵塬不缺水了。”叔父问：“这么大的工程，预算30万元，钱从哪儿来？”老支书回答：“不怕，只花水泥、钢筋钱，石头从山上炸，全村劳力上，再到县上争取一点水利专款。”为此，大队成立了“水利工程指挥部”，他当总指挥。那时村上没有机动车辆，又不通路，建水库、砌水渠所用石头全靠人力从山上运下来。老支书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总是身先士卒，拣最大的石头扛，50多公多斤重的石头压得他气喘吁吁。就这样，全村人干了两冬两春，硬是把一个库容2000立方米的水库和3条5公里的灌溉水渠建成了。开闸放水那天，村上敲锣打鼓放鞭炮，全村人跑到水渠上庆祝，水在渠中流，人在渠上跳。老支书跳下水渠，捧起一掬水喝到嘴里，感叹道：“这水真甜啊！”从此，下赵塬村300亩坡塬地亩产从一二百公斤增长到三四百公斤。
　　下赵源村前的南秦河，是丹江的支流。由于河床较高，紧靠河边的300亩土地成为常年浸水的下湿地，每年只能种一料水稻。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队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了“一料”变“两料”的下湿地治理。1971年，全大队的劳力在村前下湿地展开了筑石渠排水的大会战。到了冬季，数九寒天冰封地冻，老支书和大队长刘庆顺、支委张思常带领党员干部率先跳到刺骨的水里筑渠。经过一年的苦战，修筑排水石渠2000米，使300亩只收一料庄稼的下湿地变成了收两料庄稼的丰产田，亩产达到750公斤左右。
　　商洛地处秦岭北麓，素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下赵塬大队当时853口人、600亩土地，人均只有7分地，其中300多亩是土薄石多的挂坡地，年亩产只有三四百公斤。那时农民土里刨食，与土地相依为命，老支书便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学大寨修梯田。从1972年开始，全大队400多名男女劳力齐上阵，5个生产队分布在东塬、西塬和田塬3个塬上，两头不见天，中间一顿饭，晚上还挑灯夜战，工地上红旗招展，锄头挥舞，全村人齐心协力，干得热火朝天，有20对年轻人在工地上举行了婚礼。经过7年冬春会战，180亩斜坡地变成了平展展的水平梯田，还新修梯田100多亩。加上灌溉渠的开通，下赵塬700多亩土地亩产开始过“黄河”、跨“长江”。
　　水库、灌溉渠的建成，下湿地及斜坡地的治理改造，加上新修的近200亩梯田、河滩地，改善了下赵塬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亩产平均达到650公斤以上，不仅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上缴公购粮十几万斤，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从此，下赵塬成为商洛地区的一面旗帜，各县纷纷前来考察学习，县上还为村上奖励了“东方红”牌拖拉机一台。
　　“前塬是粮仓，后坡是银行。”这是老支书的一句口头禅。农业基本条件改善之后，大队党支部又召开群众大会，老支书在会上讲，村上有上万亩荒山，常年水土流失，冲毁山下的土地。我们要在山上植树造林建林场，保持水土，把荒山变为致富的“摇钱树”。由此，一场治坡造林的战役又打响了。村上购买了树种、树苗，发动所有人上山种树，挖育林坑，种上了上万亩刺槐、松树，栽种了各种果树和花椒苗，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经济林果园。几年后，村后山上绿树成荫，果园核桃、桃子、苹果、鸭梨、花椒果实累累。紧接着，村上又发展乡镇企业，先后办了砖瓦厂、醋厂、养猪场、草帘厂，集体经济年收入数万元，购买了6台小型拖拉机发展生产。
　　要致富，先修路。下赵塬大队5个生产队200多户村民分布在东塬、西塬、田塬3个塬上，户与户、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没有像样的道路。每逢雨天，道路泥泞，脚踩到地上拔不出来，群众生产、生活十分不便。于是，一项整治村路的工程又开始实施，经过两个春夏奋战，修通了3条8公里长的双车道通村公路，贯通了6公里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人车通道。
　　为了扩大水库容量并解决村上人畜饮水质量问题，1975年大队党支部又组建50多名劳力的基建队，修建环山渠引水入库，建起了两口大机井和3个人畜饮水蓄水池，让村民喝上了甘甜的山泉水，解决了全村人畜饮水困难。
　　老支书善于学习。他虽然只有初小文化，却怀着对党的忠心和对群众的赤诚，刻苦钻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大队干部大都会背几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能背诵“老三篇”。老支书的政治学习不做表面文章，而是刻苦钻研毛主席著作的精髓。我高中毕业返乡后，他常对我说：“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用心学，不要口学。”他尤其对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4篇哲学著作理解得非常深刻，紧密结合村上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实际，理出了好多观点，比如“穷的根源”“脱贫的内因与外因”“以粮为纲与多种经营”“国与家的关系”等，把村上的党员干部、返乡知青召集起来作学习辅导。他对党员干部提出要求：“要用入党誓词严格要求自己，先群众后自己，做到大公无私；要用哲学的观点、辩证的思维决策工作，化解矛盾；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为此，下赵塬大队学哲学出了名。记得有一次，县委请老支书到县委大礼堂给干部辅导《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撕开一个羊群烟盒，上面写了3行字，却滔滔不绝地讲了3个小时。他运用毛主席哲学观点指导村上工作实践的精彩演讲，使台下上千名干部惊诧不已，获得了数十次热烈的掌声。演讲后，新闻报道的标题是《下赵塬出了个农民哲学家》。老支书还曾在全省县委书记、县长大会上作学哲学改变穷山恶水的报告，并多次在地、县大会上演讲。
　　老支书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他从1950年开始担任大队支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下赵塬由于自然条件差，是全公社有名的贫困村。村上谁家揭不开锅了，哪家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了，哪个群众得了大病，他都见微知著，及时上门救助。一个贫困户的危房快要倒了，他及时腾出大队办公室让其居住，并筹措资金组织干部群众帮助其建起了新房。六十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村上有几户群众春季出门逃荒要饭，他跑到乡上、县上争取到了几百公斤救济粮分给这几户群众。个别群众有意见，要求平均分配，老支书脸一变说：“你若也拄着棍棍要饭，我就给你分。”
　　1970年汛期，山洪暴发，南秦河河水猛涨，3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北坡放牛回家时被洪水堵在河中，抱着一棵大树被洪水冲了2000多米。老支书闻讯后，立即组织全村精壮劳力前去营救。由于河水湍急，几次救助都未成功，老支书立即联系县中队前来救援，有人拽了他的衣角悄悄地说：“不敢吧？这3个娃家里成分高，你动用部队，有人会说你阶级阵线不清，会影响你的。”老支书躁了：“影响我啥？这是3条命，共产党员咋能见死不救？”数十分钟后，县中队的救援人员到了，中队战士与赵湾村会水能手李连升一起将3个孩子救上岸来，孩子的家长感动得泣不成声，跪在地上大喊：“共产党好，共产党救了我娃的命。”
　　老支书廉洁奉公，当村支书40年，从不占村上一分钱的便宜。到了1976年，他一家9口人还挤在祖宅的几间土坯房里。那年9月份，他外出开会期间突发一场暴雨，把房子的后墙冲倒了，驻队工作组组长崔吉厚(后任地委农工部部长)和副支书赵浩民立即安排民兵连搭建帐篷，把一家人搬了出来，并申请宅基地，准备为他建新房。老支书回来一看说：“村上还有几户危房，怎么急着给我建房？新庄基地批了没有？批了先让给群众，我明年再说。”崔吉厚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其他几户危房也要搬，新房也要建。”群众听说要给杨支书建新房，自发投料投工前来帮忙。几个月后，老支书一家和其他几个危房贫困户都搬进了新房。
　　老支书是村干部的楷模。1974年，省委在渭南地区大荔县召开会议，学习推广雷北大队经验。下赵塬大队由驻队工作组组长孔令书(后任县政协主席)带队，支书杨再平、大队长刘庆顺、副支书赵浩民参加。会议期间，老支书突发重病，鼻子大出血，昏迷不醒，住进了大荔县医院，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经过4天抢救苏醒后，他睁开眼睛对刘庆顺和赵浩民说：“庆顺、浩民，我可能不行了。我死后，你俩把我埋在后坡的高处，我看着你俩带领全村人把下赵塬建设好。”庆顺和浩民泣不成声：“杨支书你不能走，下赵塬800多口子人离不开你。”好在省委及时安排，送他到西安的医院治疗，他才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浩民对我说：“杨支书上有老母，下有6个儿女，觉得自己不行了，只字不提家事，交代我俩把下赵塬建设好，真是大公无私啊！”
　　1976年，又一场暴雨降临。南秦河洪水暴涨，新修的河堤一处塌陷，河堤后是全村人刚修好的100多亩河滩地，紧挨着的是203省道。为了保护集体和国家财产，老支书组织全大队精壮劳力上河堤抗洪抢险，村民纷纷拿上自家的木料、麻袋，打桩、装沙袋堵水。一个浪头打来，木桩、沙袋全被冲走了，人们纷纷后退。老支书大喊一声：“共产党员干部跟我上！”第一个跳到塌陷处，十几个党员、干部跟着跳了下去，用身体组成一堵人墙，挡住了肆虐的洪水。群众及时赶上来打桩、扔沙袋，堵住了缺口，保住了河堤。这个动人的场面我终生难忘，恢复高考参加考试时，作文的命题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我就记叙了这次防洪抢险的故事，没想到竟得了高分，奠定了我被录取的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老支书积极响应，下赵塬村在全乡率先实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央“八七”扶贫攻坚会议之后，他又带领群众发展乡镇企业，抓工兴商，脱贫致富，村党支部多次被评为农村改革先进党支部。我参加工作后，经常回家看望老支书，他总是津津乐道：“现在政策好了，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并多次向我描述下赵塬村的发展前景。
　　老支书从1950年担任下赵塬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上干部群众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成立了初级社、高级社又加入人民公社。1972年至1980年担任杨峪河公社不脱产的党委副书记；1976年至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省委候补委员；1980年至1983年任中共商县县委委员。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数十次被省、地、县、镇党委和政府表彰为模范党支部、先进村委会，他个人也多次受到省委及各级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他用自己的一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带领群众战天斗地、脱贫致富，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为党旗增光添彩，为群众操尽了心。这就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人生轨迹，何其辉煌！
　　1991年，年满60岁的杨再平不再担任村支书，但他人老心不老，把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继续为村上的发展出谋献策，又一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2年4月25日，73岁的老支书因患癌症与世长辞，入葬那天，全村人赶来送别这位为村上操劳一生的老人。晚辈穿着孝衣，同辈撒着纸钱，送灵的唢呐声在南秦川上空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