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深处，有一片红色的土地，在那片土地上，埋着烈士的忠骨。
　　秦岭深处，有一位穿着红军服的老人，一遍遍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曾经不明白和平年代，经济指标引领一切的时候，怎么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不辞辛苦，重走长征路？有幸参加了丹凤县文化馆组织的“看红色景点、听红色故事、写红色经典”主题活动，游历几处红色景点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些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和他们曾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腥风血雨。
　　连日来，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理想、信念、情操、高尚、境界之类的抽象词在脑海里翻腾不息。如果把一身磨得发毛的红军服和一套笔挺的西装，放在人生天平的两端，哪边轻，哪边重？也许你情感的砝码毫不犹豫地倾向价值不菲的西装，因为它代表着生活的体面。但革命先烈却倒向了军装，因为它承载着生命的厚重。
　　小学语文课本说，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长大了才知道，地再大也有边界，物再博也有欠缺。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常在商洛的山水间行走，感叹十里景不同，也感叹商洛的山好大，沟好深，水好远。
　　去年春天，同事从丹凤庾岭龙骨岩工地回来，直喊冻死了，饿死了。我说下点小雨，至于冷成那样吗？他们说庾岭山上全是雪，路上是冰溜子，车不敢开快，沿途雾凇很美，但穿得单薄，冻得不想下车，如果不是回到山下，都不相信已是春天。过了吃饭时间，饭店没营业，街上几乎没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馆，问有面没？老板问想吃啥面，顾不上啥面，说有啥吃啥，啥都行。
　　庾岭偏远、高寒、贫瘠可见一斑。在庾岭镇逼仄的街道，有三间低矮的民房与周围的楼房或店铺显得不同，甚至有点不协调。门前的墙上，挂满了大小十几块匾额，其中一块黑底金字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旧址”的牌匾特别引人注目。门的两边是两副木刻楹联，楹联的横批中间夹着三个红色大字“春茂永”，沉淀着岁月的沧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春茂永是一家中药铺，而今这里是一家私人博物馆，说博物馆“私有”并非夸张，因为它的主人是六十七岁的杨青山，这是他的祖宅，他是天然的“馆长”，也是义务解说员。
　　穿着红军服的杨青山原是庾岭中学一名教师，懂乐理，会拉手风琴，退休后把接待参观的游客当作自己的使命，因为他从小听爷爷讲有关红军的故事，不知听了多少遍，这里的沟沟垴垴，他都十分熟悉。
　　杨青山的爷爷过去是个中医，救过红军的命，多年来不时有“红二代”从全国各地找来，纪念先辈，或是看望他，他们的话语，加深了他对爷爷的敬仰。当年面对众多伤员，爷爷不分昼夜紧急包扎，不惜把名贵中药材用给重伤兵。爷爷爱民、拥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他比一般人理解得更透彻。
　　山里很多村民都到山外去了，杨青山老人没有想过离开，守住这座老屋，守护山坡上的一片墓园，是对爷爷的怀念，也是对烈士的报答。
　　由于经常接待外地游客，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的杨老师练就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的解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仿佛亲历过那个年代，目睹了爷爷与红军战士曾经的每一个场景，讲到激动处，手舞足蹈起来，如逢人生高光时刻。
　　知道庾岭的人就听说过“庾家河战斗”。时间倒退到1934年，庾岭是一个山大沟深、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有一天街上“过队伍”，男人都跑去山上躲起来，因为国民党的军队所到之处，不是抓壮丁，就是抢占百姓财物，大家对其恨得牙痒痒，又无可奈何，只能躲过一次算一次。
　　春茂永中药铺的杨掌柜不能一跑了之，药铺是他的全部家业，他要留下来守护。彼时杨掌柜对红军也没啥概念，只是他们借住在自己家里，吃了一顿饭，就把一天的饭钱都给了，并不行抢劫之类的坏事，杨掌柜觉得这伙人与传说中的不同。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会议正在春茂永中药铺进行，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部队抢占了荫山梁的有利地形，派8名哨兵去街头打探消息，年轻的哨兵忽然瞥见一个人长得像杀死他父亲的仇人，他父亲是地主，盛怒之下开了枪。枪声惊动了会议中的红军，他们立即终止会议，投入战斗，徐海东、程子华先后身负重伤，红25军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殊死搏斗，浴血奋战，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以少胜多，打死打伤敌人300多名，红军伤亡200多人。这是红25军长征途中是最险恶的战斗之一，为中央工农红军最先到达陕北，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从位于庾岭街道的展览馆到山上的烈士纪念碑，是一段蜿蜒的山路，杨老师怕路上来车错不过，就骑上摩托车打前站。到山腰宽阔处，他停在那儿等候，电话通知大巴车出发，等我们到达时他又继续前行。
　　三月的庾岭还是早春的气温，人们穿着薄棉衣，六十七岁的杨老师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奔忙，怕他冻着，也顾及安全，领队让他别上山了，他不肯。在红军广场，大家列队向先烈鞠躬，听杨老师讲述英雄奋战的故事，还听他唱了写给红军的赞歌。
　　庾家河的春天虽然晚一些，但它终究会来，感觉杨老师就像这山坳里的一棵树，根已深深扎进这片红色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