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盎然的四月，我们来到丹江西岸山上的温池，采访抗美援朝老兵张福正。他是丹凤县竹林关镇在世的最后一位抗美援朝老兵，虽已94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记忆力不减当年，让人肃然起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了5次大战，老人所在的四野50军就参加了4次；在朝鲜作战5年，老人却未挂一次彩；四野50军有7000多人获得朝鲜的国家奖章，老人也是其中之一。
　　从游击队员到志愿军战士
　　温池后面是西长岗岭，前面是州河天堑，过了河就能上东长岗岭，崇山峻岭里游击队游刃有余。老人说，他一岁离母，三岁亡父，吃着百家饭长大。1947年前后，他就帮游击队搜集信息传递情报。在白阳关的一次遭遇战中，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他和另一位游击队员边打边退，最后藏到山坡上的一块岩石后面，队友在他前面，不幸中弹牺牲，他由于紧贴岩石，只有左腿肚处被子弹擦破了皮，至今还能看到伤痕，这也是他后来参加解放战争、西南战役、抗美援朝中唯一的一次受伤。
　　当时，游击队人寡枪少，人称“毛八路”，有时还被人瞧不起。后来，正规部队的政委和指导员给他们培训了一个多月，临走时指导员问谁愿意和他们一起走，他就跟着去了。到东北后，他参加了解放长春的战斗，又随部队到四川重庆。新中国成立后，部队开到湖北，在长江边种了半年花生，随即接到命令回东北集结，一个礼拜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交手仗里有诀窍
　　张福正所在的部队是第四野战军第50军某师139团2营5连，他起初是杨指导员的通信员。老人说：“我们部队是最早过江入朝的，刚过去时，白天隐蔽，晚上行军，在朝鲜老百姓家做饭，都要把屋子遮严实，躲避美军飞机的频繁侦察。朝鲜那个冷，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尽管穿着皮大衣，还把背包放在胸前垫着，可趴一会起来，大衣就和石头冻在一块了。渡临津江时，从水里一出来腿上就结冰，光脚踩上石子，石子就冻在脚底板上了，有些战士不懂结冰后不能直接用火烤，有人急着烤火后就掉了脚。我带着全排人，在等待大部队过江的间隙，以班为单位在岸上转圈小跑取暖，无一人出现冻伤，我还立功一次。”
　　大概是汉江阻击战中，连队180多人打到剩下六七十人，有的连队甚至仅剩十几人，只好再补充新兵。“与美军打交手仗，人家个子大，咱个子低，这时候两人必有一伤，我就瞪大双眼盯着对方，不敢眨眼，双手紧紧握枪，把刀尖向上，对着敌军猛刺。要不就突然扑过去，攻他下路，先放倒再收拾他。”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做着端枪的姿势，两眼又放射出当年的光芒，仿佛坐在面前的就是美军，我们也听得十分紧张。
　　离开杨指导员后，他去炮排担任副排长，使用的82无后坐力炮，有三脚架、两米多长的炮管，一个人扛很吃力。炮弹按照距离装填药包，最多装到7个药包。打远处的美军阵地时，先试射3发，依距离远近调整药包和角度，再5发连射，形成“梅花炮点”，摧毁了多个敌炮阵地，帮助增援步兵取得了胜利，立了一次大功，炮排成为“英雄排”，有两个“英雄班长”。
　　一年后，张福正被调到步兵排担任排长。“1953年，我们营被敌人穿插隔在了三八线以南，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一个多月，吃不上喝不上。联系上大部队后，军委要求丢掉武器，化整为零，只要人回来。我们化妆成朝鲜百姓，说朝鲜话、美国话，终于返回部队。我将我排战士全部带回，又立了一次功。”张福正回忆道。
　　死守坑道四个月
　　“在步兵排期间，美军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和高射炮，飞机遮天蔽日超低空扫射，有时我们隐蔽休息，突然遭遇敌机，好多战友就再也起不来了。后来我们就挖坑道，里面不能生火做饭，全吃饼干、罐头，水成了宝贵物。最初是把背包放在土台上睡觉，潮气很重，慢慢地坑道挖多了、长了，我们总结出经验，用木板当床隔潮。坑道里面挖了好多洞，有的用几层白布挡着，有的用木板挡着、石头垒着，防止敌人投放毒气、扔炸弹。坑道口都与山上的战壕连接，四通八达，白天外面留有哨兵观察，其余的人在坑道里学习、休息，有敌情时，立即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把机枪、火炮分别集中起来对付敌军。后来我们有了喀秋莎高射炮，美军的飞机就不敢飞得像以前那么低了，只能盘旋扫射，战友们才减少了伤亡。有一次，敌人向坑道里放毒气，幸亏我们早有防备，提前封住了洞口，转移到另一个坑道。在死守坑道的4个多月里，我们要和美军谈判，战斗就停一阵，谈不拢了再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反复多次已记不清了。每月发一块多钱的津贴费，有时去集市买点东西。”
　　至今，老人依然能流利地用朝鲜语说出“大娘”“大嫂”“大哥”以及询问家里情况、需在这里住几天等日常用语，还会用英语说“放下武器，不要动”“举手投降”等。
　　说到自己的战友，张福正说：“从游击队到正规部队再到赴朝作战，打了8年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知足了。”听到我们说朝鲜人民每年都要祭奠那些牺牲的志愿军战士时，老人很欣慰，形象地说：“这就像到了清明节，谁家的坟上没有人挂清明吊，就会有人说这家没有后人了。”由此可知老人对那些牺牲的战友的怀念。采访中，老人多次讲道：“做人一定要踏实、忠诚，我虽然没文化，但走到哪里都踏实干事。”他用手抚摸着那枚背面有朝鲜文字的功章，说：“这是我立三次大功、一次小功才得到的。”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四野50军有7000多人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功章。
　　复员返乡初心在
　　1950年，他因作战勇敢、忠诚实在，在朝鲜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1年党龄的他，从未忘记自己党员的身份。“1955年从朝鲜回国后，在泾阳培训学习半年，组织让我带人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嫌自己没文化，管不了有文化的，怕耽误公家事，没去。”1953年土改时他未回家，按政策分不到土地，只留二厘菜地，他很理解当时的政策，在老家自力更生艰难度日，直到国家再次调整土地政策。他虽然不识字，但工作积极负责，先后担任民兵连长、指导员和治安、调解主任多年，去公社、县上开会时认真听、用心记，回来后走家串户宣传政策，公社干部和工作组都信任他，每有工作总要到他家商量，让他帮忙，村里发生纠纷，他总是及时调解处理。
　　他的忠诚和责任心深受干部群众爱戴，每遇工作机会，公社首先考虑到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被安排到商南县镍矿工作，还当上了副矿长，每月18元工资，这时遇到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庭又遭遇变故，他选择了回乡。后来西安铁路部门招工，他去干了两年，总觉得自己没有文化，又回到家乡务农，直到1971年国家补助300元，建起了3间土木房屋。儿子张天社说：“公社刘书记下乡常来我家，看到居无定所，动员父亲去岭上公社旁边开饭店，还兼公社炊事员，盖房的钱除了国家补助，相当一部分是那时挣的，建房时村里人都自觉前来帮忙。后来丹竹路改线古路河，饭店开不下去了，父亲就在家一心务农。”
　　现在，张福正很高兴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每月都给优抚款。他更感激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让他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孙子和孙女都有了私家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