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汤
　 我是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人，老家在鄂豫陕交界的地方。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这里的拉锯战曾打了3年。
　　我的父亲陈永茂，早在河南禹县抗战时期就加入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做了大量的地下工作。他与当地党的领导人王平约定同去陕北，却因故未能成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48年底，才接上了关系。
　　1949年春节刚过，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半夜起身，冒着风霜严寒，悄悄地渡过丹江向西走去，到了湖北地界，便有一队解放军接应我们，从商南的赵川一直向南急行。
　　有一天晚上，我们随部队刚走到一个村庄旁边时，一个村民跑来给我们说：“快停一停，夜壶队(国民党土匪队)刚转过山脚，很危险。”解放军就让大家暂停前进，原地休息。从那以后，我们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赶路，数日后到了湖北省郧阳解放区。
　　到了郧阳后，父母进入革命工学院(延安抗大湖北分校)学习，哥哥加入了解放军军区医疗队，我上了当地的小学。当时是供给制，全部发的是军服。因为我年龄小，个子低，虽然母亲将军衣改了几次，还是大得像箩筐，只能将就着穿。我们在郧阳城度过了端午节，观看了汉江上的龙舟赛。那段时间，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从4月份开始，革命工学院每过几天就有一次庆祝活动，今天庆祝这里解放，过几天又庆祝那里解放。只听说是什么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我当时也不太懂，只跟着大人一起高兴，反正大人高兴了，小孩子就有好吃好玩的。
　　另一件事是庆祝演出活动。我这个山沟里的孩子以前哪里见过什么演出，革命工学院里都是大专院校的知识分子，演出时有大台子，台子下面光乐器就有上百件。我不知道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就觉得好听，唱得好、拉得好。听旁边人说，有《兄妹开荒》《白毛女》《镰刀》等，我也不太懂，但那些节目好听、好看，使我震惊，对我后来爱好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也在革命工学院吃饭，跟着大人。10个人围一圈蹲在地上，中间放盆菜，每人两个窝头，每天两顿饭。到了6月份，组织上找我父亲谈话说：“现在有两个任务让你自己挑选，一个是到南方参加武工队，一边剿匪一边搞土改，另一个是解放大西北首先解放商县，商县的教育部门需要我们去接管。”父亲说：“我一直是搞教育工作的。”领导说：“那好吧，三天后随大部队出发，你还原路返回，解放商县后你就去接管商县中学。”
　　三天后，我们一家就出发了。这一次有很多军队，还有专门给部队挑军需品的农民。随行的领导有王杰专员及其爱人薛林，我们又回到了商南赵川。当时的生活很艰苦，部队每天只吃一顿糊汤，像我们拖儿带女的，家属可吃两顿糊汤。部队从赵川向西，一直到了丹凤铁峪铺。有几个晚上我听到队长在发火吼叫，原来是雇佣的民工领到工钱后偷跑了，担子无人挑。
　　部队继续大踏步向西，我们这些家属紧随其后。有一天我实在走不动了，有个解放军叔叔就让我骑上马，母亲让我把大衣也放到马上，我向后面伸长手接大衣时，正好马要上石阶，突然把我从马背上甩了下来，我一下失去知觉晕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发觉是一个解放军背着我，身上并无大伤。
　　我们从铁峪铺沿长坪公路一直到丹凤龙驹寨，一路行军都没有遭遇敌人。7月11日，我们到达了商县城。部队立即向四个城门派出岗哨，让我们这些家属住到东背街天主堂里，又接着派人去伪县政府勘察现场情况，怕有地雷。这时国民党在城内的守军早已仓皇出逃。
　　没过多长时间，军区和专署领导与我父母一块到西安开会，坐的是一辆大卡车。路况很差，车也陈旧，走了两天半才到秦岭顶上。这时，一声枪响，我旁边的一个人哭了起来：“哎呀，我的手！”我一看，他满手是血，左手被打了一个洞。车立刻停下，车上坐的军区领导、专员下来查问。原来路边有一个民兵要求停车检查，由于上坡路机器声音大，司机没听见也未停车，他便开了枪。军区司令员把当地负责人叫来，进行了严肃批评。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立即到东门口的商县中学接手教育工作。后来听父亲说，当时开大小会议时，有的学生还是国民党的“三青团”，腰里别着手枪。
　　我进入城关小学读书，和巩党娃(巩德芳烈士的女子)一个班，她当班长。当时我和她都是在军区机关吃饭，上学放学都一起走。母亲经常当我的面对班长说：“你把景汤管严点，不听话就给我说。”因她比我年龄大几岁，在班上又经常手拿一根小棍，谁不听话，她就故作声势要打，我和同学们都怕她。其实，我们怕她，是因为尊重她，她是一个孤儿，是烈士的后代。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商县的各行各业都步入正轨，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千年的古城开始了她的新生。
　　过去的商县，如今已成为一个繁华的小城市。每次出门，一街两行的月季花摇曳着明媚的笑脸，似乎在歌颂太平盛世，而我在老年大学里最爱弹着手风琴，唱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