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在当时的商县中学读书时，我经常偏坐一隅，埋头读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诗刊》——“文革”前出的。看着看着，心中一热，便信笔涂鸦，诸如“满江红”之类，一次竟然出现在了州城十字路口的宣传栏中(商中办的)，心中自是得意。
　　谁又能料到，1971年高中毕业，我便径直去了丹江南岸的一个村子插队，十几岁的半大小子，面对沉甸甸的生活一时茫然无措，再加上贫下中农同志们编歌唱道：“高中生担起了大粪桶……”愈加愤然焦虑，很快瘦了几圈。正在这时，一本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在那时成了我聊以慰藉的精神支柱。
　　记得1972年，我试着写了一首长长的叙事诗，胡乱编了一段故事：地主分子妄想破坏队里的拖拉机，被贫协主席发现，作生死搏斗，终于把地主分子抓捕归案云云，现在想来自是汗颜。但当时却大着胆子寄给了新创办的《陕西青年》，虽然没发表，可他们却给我寄了很长时间的刊物。
　　之后姻缘巧合，在《商洛山》文学小报上，我羞羞怯怯的亮相了，以后是《群众艺术》《长安》《绿风》《星星》《飞天》《诗刊》……
　　终于开禁了。外国的中国的现代的古典的文学名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们面前。新华书店购书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图书馆借书要走“后门”。就这样，在栲胶厂我们三名青工合住的简陋宿舍里，硬是放下了我的一个书架，密密地挤着我购回的书刊，那时候，一个月才十八元的生活费。
　　因了工作关系，整天东奔西跑，虽然忙累，因为有书为伴始终感到舒心踏实。书架上不断增添着我从昆明从成都从北京从武汉从长沙等地背回的书籍。记得一次已近年关了，在成都好不容易买得回程车票，我身上挂了几个旅行袋，在车站的人流中左冲右突。眼看列车就要开了，可一个包的带子突然断了，里面的书哗啦一下散落一地，我那个急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正在这时，车站的一名工人急忙冲过来，把我同书一起从车窗推了进去，没容我道一声谢谢，车已开了。从此，我倍加珍惜书架上所有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