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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年11月13日 上一版  下一版
大山里续写红色传奇
吴晓来
文章字数:6669


红军后代在郧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亭前合影

  陕鄂边界,金钱河畔。
  山阳县漫川关镇,昔日的边贸重镇,如今的旅游名镇。
  89年前,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一路向西征战。1932年11月11日至13日,红四方面军从湖北郧西县秦家墁进入陕西商洛,在部队抵近漫川关时,遭遇国民党重兵包围。由此,在漫川关以东郧岭至西照川碾子坪一带数十里的深山峡谷中,红四方面军与数万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漫川关战役。
  漫川关之战,红四方面军两万名将士浴血鏖战,以2000多人壮烈牺牲的代价,突破敌人重重包围,最终挺进川陕重新建立根据地,书写了“红军不怕远征难”壮丽诗篇。
  雄关漫川,巍巍郧岭,至今传颂着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在山阳县,从漫川关到西照川,一大批“援红后代”不忘先辈遗训,凭着一腔赤诚情怀,自觉自愿为铭记红军故事、发扬红军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奔走出力,默默续写着新时代的红色传奇。
  巩正明 从此我心中种下了红色的种子
  青山为屏,翠柏如烛。漫川关烈士陵园,一派肃穆。
  “除这里安息着红四方面军在漫川关战役中牺牲的100多位无名红军烈士外,还有大量红军英烈的遗骨,至今散埋在郧岭、板庙、张家庄等地。”这是山阳县漫川关战役研究会副秘书长巩正明,每次向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们,必讲的开场白。
  今年,他胸前多了个“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讲解的嗓音更加洪亮,手势更加有力,让人看不出来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巩正明家住漫川关镇板庙村,这里是当年漫川关战役的中心地带,村里流传着许多红军故事。他的继母那年只有8岁,就和家里人一起给红军推磨子磨粮食、做饭送饭。
  从小听红军故事长大的巩正明,1969年参军入伍,成为南京军区空军某部一名战士。在部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
  “你是漫川关人?”得知眼前这个小战士来自山阳漫川关,许世友风趣地说:“1932年,我们红四方面军在漫川关血战突围,我差点把这条老命丢到你们那里。小伙子,你要好好干,继承红军光荣传统!”
  “从此我心中种下了红色的种子。”回忆往事,巩正明深情地说。
  巩正明在部队积极要求进步,很快就入了党,还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并立功受奖。
  1974年,巩正明退伍,回到了漫川关老家。尽管身份从一名战士又回归为农民,但5年的军营洗礼,红色情结已经深入骨髓,他开始重新审视老家这片热土。
  几十年来,他走遍了家乡的沟沟岔岔,寻找因伤病留在当地的老红军和红军后代以及当年援助过红军的“援红人士”和“援红后代”,搜集红军故事和援红故事,查阅党史军史资料,实地考察战斗旧址,痴迷于漫川关战役的研究。
  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老红军和“援红人士”纷纷离世,但他们曾经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红色故事还在后辈中流传。长期的走访调查,巩正明渐渐对漫川关战役的发生背景、军力部署、行军路线、战斗旧址等了然于胸,成了漫川关战役研究方面的“土专家”,只要说起漫川关战役,他就有说不完的话。
  “蒋介石坐镇湖北随州,亲自指挥这场对红军的歼灭战,胡宗南叫嚣,漫川关的深山峡谷就是红军的坟墓。”
  “许世友当时还是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率团担任突击任务,主攻北山垭口,为我军主力突围杀开了血淋淋一条路。”
  “战士们把从老乡家买来的生洋芋、生萝卜,在身上蹭一蹭,就大口大口吃起来。”
  ……
  近年来,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将军以及胡东平、王宇红、倪齐声、周南征等一批红军后代们,遵从先辈遗愿,先后深入漫川关,重走父辈长征路,祭奠红军英烈。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推荐下,巩正明既当向导,又当讲解员,陪着红军后代们翻山越岭,重走当年红军的行军线路,考察各个战斗旧址,详细讲述战斗经过,还带着他们寻访“援红后代”。
  巩正明对漫川关战役的执着探究和生动讲解,深深感动了徐小岩等“红后”们,他们没有想到,漫川关战役已经过去89年了,当地还有巩正明这样热心的民间研究者,默默守护着这段红色记忆。
  2018年,在徐小岩的鼓励下,巩正明牵头成立了山阳县漫川关战役研究会,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文化程度不高,他只担任了副秘书长。
  研究会一经成立,就吸引了当地各界几十位热心人士积极参加,他们中有镇村干部、文化名人、学校老师,还有许多党员、群众,其中就有不少“援红后代”。
  此后,巩正明自费到河南、北京等地参观学习,拜访红军后代,广泛交流考证,不断丰富着他讲解的漫川关战役故事。
  在漫川关古镇老街,巩正明和研究会副会长陈世明,还策划打造了一座民宿,取名“红军客栈”,里里外外都布置了红色元素,利用这里的旅游优势传播红色文化。
  党的百年华诞,省内外多家媒体到漫川关探寻红色记忆,只要找到他,他都全程引导。
  让巩正明最感欣慰的是,在今年党的百年华诞前夕,他参与策划组织的漫川关战役郧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揭幕仪式,有60多名红军后代来到漫川关祭奠先烈,这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漫川关这片热土鲜红的底色。
  而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烈士陵园、战斗旧址,以一名老党员的身份,为各个党组织讲党课,讲述漫川关的红色故事。
  这样的党课,他已经讲了100多场次,而且还在继续。
  邬开德 这是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郧岭主峰,贺家岭上,漫川关镇万福村尽收眼底。
  蓝天白云之下,一座座茶山郁郁葱葱,九曲十八弯的漫照公路盘旋而过,漫川关战役郧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亭就坐落在这里。
  六角形的纪念亭古朴素雅,亭子正中矗立着的一块高大的纪念碑,碑上由徐小岩亲笔题写着“郧岭阻击战红军英烈纪念碑”的碑文。
  “为红军英烈立碑,是我这一生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也了却了母亲的一桩遗愿。”站在纪念亭里,邬开德抚摸着纪念碑,语带哽咽,一头白发熠熠闪光。
  58岁的邬开德,祖祖辈辈居住在贺家岭上,漫川关战役发生在他父母结婚那一年,而红军在他家门口打的郧岭阻击战,正是漫川关战役的一部分。
  1932年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自东而西正向漫川关挺进时,国民党陕军3个团已经提前据守漫川关要塞,另有国民党部队5个师从不同方向聚拢而来,企图全歼红军于郧岭以东。危急时刻,徐向前果断命令红十一师、红十师各一部,迅速抢占郧岭主峰进行阻击,在贺家岭一带与敌军激战了三天两夜,许多红军战士就牺牲在这里。
  作为漫川关战役研究会的会员,邬开德对这场战役的了解,最初是从母亲的讲述中听来的。据母亲讲,那年听说要打仗,岭上的乡亲们大多都逃到深山里躲了起来,他们家因为邬开德的外公得了急病,没能逃走。
  大队红军人马突然出现在他们家房前屋后,但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得知外公卧病在床,一个红军军官马上叫来卫生员给外公治病,并亲切地告诉父母:“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咱们穷苦人自己的部队。”
  战斗很快打响,门前的场院成了救护站,不时有重伤员从阵地上被抬下来,但由于救治条件太差,许多人都牺牲了,那情景对普通百姓来说,真是惨不忍睹。
  看到红军将士勇敢杀敌,伤亡惨重,父母不再害怕,也冒着生命危险,主动给坚守阵地的红军送水送饭,帮忙抬担架,救伤员,母亲还把新婚唯一的一床新棉被拆开,用棉花蘸着自家的苞谷酒,给红军伤员擦伤消毒。
  短短两三天的经历,在父母的生命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他们从骨子里认定红军好、共产党好。那两三天的经历让他们念叨了一辈子,讲了一辈子,尤其一提到那些牺牲在贺家岭上、埋葬在贺家岭上的“红军娃娃”,母亲总是忍不住落泪。
  解放后,父母就开始祭奠红军烈士,每年到了除夕、清明这些祭祖的日子,都要在门前画个圈,给红军烈士烧纸,像祭奠亲人一样。父亲去世早,母亲带着邬开德兄妹一直把这个传统延续下来。
  母亲一辈子用红军故事激励子女,教育子女,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靠自己,不要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在母亲的熏陶和教育下,6个子女成人后纷纷入党。邬开德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从当民办教师受挫,到走出家乡去河南金矿打工,再到自己艰难创业,经历了许多坎坷,每当遇到难处,母亲总是说,你再难也没有红军那时难!
  母亲临终时,一再叮嘱邬开德,不能断了对红军烈士的祭奠。在外漂泊打拼30多年的邬开德安葬母亲后,就留在了老家,一边种茶、酿酒,投身家乡建设,一边筹划为红军英烈建造纪念碑。
  纪念碑就建在他家对面的一座山冈上,碑后就是他的500亩茶园,郁郁葱葱一直蔓延到山腰,绕过茶园再登上山脊,当年红军用石头砌的掩体、挖的战壕,至今还清晰可见,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骨就埋在山上。
  邬开德总是对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们,一边指认着红军坟墓,一边沉痛地说:“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都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人,他们没有结婚,没有后人,也没有留下姓名,家里亲人连他们在哪儿牺牲、埋在哪儿都不知道。如今生活好了,为他们立一座碑,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记住我们的大好河山来之不易,这就是我的初衷。”
  得知邬开德私人出资建造红军英烈纪念碑,远在北京的徐小岩十分感动,欣然为纪念碑题写了碑文。
  今年清明前夕,纪念碑亭终于竣工,邬开德出资主办了揭幕仪式,徐小岩又专门发来了贺信。陈奇月、胡滨江、徐京州等一批“红后”,从全国各地赶到贺家岭共祭红军英烈。
  这件事在漫川关,在郧岭南北的陕西人和湖北人之间,也在全国各地来的“红后”们之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邬开德并没有因此停下来,最近,他又登记成立了山阳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希望通过挖掘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更好地造福桑梓。
   徐世明 我相信精神的力量
  一场大雨突然而来,又迅速云收雨散,青山环绕的康家坪村恰似刚刚出浴,清新而美丽。
  西照川镇干部徐世明,利用在家休病假这段时间,正在自己家中打造一座私家纪念馆——红四方面军徐家大院纪念馆。
  康家坪村地处偏远,建立纪念馆所需各种材料都要到漫川关镇或县城去购买或制作,徐世明经常几头奔波,回到家里就亲自动手,按自己的设想仔细布置,忙碌中就忘记自己刚刚生过一场大病。
  纪念馆设在徐世明新建的二层小楼中,从一楼到二楼,设置了五六个展区,徐世明一一介绍着部分已经就绪的陈列,其中有徐向前用过的饭桌、茶几,有漫川关战役敌我双方兵力部署图,有徐小岩亲笔书写的条幅,还有徐世明发表的记录祖辈回忆的文章,从实物、图片到文字,都和89年前的那场战役有关。
  徐世明很是自豪地说:“89年前,徐向前元帅就是在我们徐家大院指挥了漫川关突围战,并且和我的老太爷有过一段过命的交情,打造这个纪念馆,就是要铭记那段红色传奇。”
  让徐世明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过去保护意识不强,当年的徐家大院已被拆除,原址上修建了康家坪村党群服务中心,徐世明的堂叔徐小成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说起被拆除的徐家大院,徐小成也感到十分可惜。
  当年的徐家大院,在漫川关战役中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临时指挥部。那时的徐家,在漫川关甚至湖北郧西都很有声望,徐家大院的主人,就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乡绅、徐世明的老太爷徐裕黄。
  1932年11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一部从商南赵川进入山阳,经过西照川、石佛寺、碾子坪,抵达康家坪,得知部队已被国民党重兵围困,总指挥徐向前决定就地指挥部队进行突围。
  刚一落脚,徐向前就走进了徐家大院,看到“东海名家徐氏宗祖”的中堂后,笑着对徐裕黄说:“老先生,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子哩!”
  徐裕黄早就对共产党有好感,听说眼前这位只有三十出头的徐向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红军队伍的总指挥,便欣然接纳,于是徐家大院就成了红军的临时指挥部。
  一夜之间,村里到处都是红军战士,看到许多战士穿着单衣草鞋,甚至还有的打着赤脚,在寒风中露宿野外,徐裕黄情不自禁,把家里所有能穿能用的衣物和被褥都拿出来,帮助战士御寒,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两万多名红军战士长途行军,疲惫不堪,缺吃少穿。徐裕黄把徐家三处秘密仓库存放的数万斤备荒粮食全部捐献出来。
  当徐向前提出要打借条时,徐裕黄说:“将军带兵打仗,为的是天下百姓,再说将军姓徐,我也姓徐,还分什么彼此!”
  红军胜利突围后,徐家大院二十几口人一下子没了粮吃,徐裕黄只好到湖北找亲戚借粮度日。
  “老太爷真是了不起!”徐世明说,“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粮食比啥都金贵,一下子把那么多粮食都捐出来,一般人很难做到。”
  几十年来,徐裕黄倾其所有援助红军的故事在漫川关传为佳话,也让徐世明、徐小成这些徐家后辈深感自豪。
  20世纪80年代,徐向前曾专门托人找到康家坪看望徐家后人,表示感谢和慰问。2017年,徐小岩又不远千里登门看望,和徐家后人共同追忆先辈事迹。
  正是在慷慨无私的家风熏陶和红军精神激励下,徐世明等徐家后辈勤奋工作,尽自己最大努力为一方百姓服务。
  在脱贫攻坚战中,徐世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冲锋在前,忘我工作,带领西照川镇黄泥河村走出贫困,连续多年被评为县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扶贫干部。
  黄泥河村脱了贫,徐世明却在工作中把小病拖成了大病,2020年初在西安被确诊为结肠肿瘤,住院、手术,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
  “我相信精神的力量。”徐世明并没有因病消沉,他发自内心地说,“跟当年的红军将士和我的老太爷相比,我还差得很远,我要用红军精神激励自己和儿女后辈,也要把老徐家的好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几年,女儿先后考上研究生、博士,儿子也如愿考上县重点高中,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王乾刚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理想
  “漫川关战役一个主战场就是在北山垭口打的,红军突围也是从这里突围出去的,但这里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原因是这里太偏远了!”站在北山垭口,王乾刚指着当年的战场,不无遗憾地说。
  52岁的王乾刚是山阳县西照川镇乔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长期担任村干部,养成了他说话办事干脆利落的风格。
  北山垭口地处乔家坪村张家庄组,这里是漫川关镇与西照川镇交界地带,山大沟深,道路狭窄,地势极为险要,王乾刚的家就曾在北山垭口的山脚下。
  1932年11月12日拂晓,面对数万敌军的围堵,徐向前同时命令红十二师为开路先锋,在红七十三师配合下,从康家坪出发,向东北方向的张家庄向前抢占北山垭口高地,与敌四十四师展开激战。
  时任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率领全团指战员担任最艰苦的突击任务,在红七十三师二百一十九团的协同配合下,与敌军血战两天两夜,反复冲杀,牢牢坚守阵地,为红军主力胜利突围撕开了一条血路。
  “听老人讲,战斗打得太惨烈了!”王乾刚复述着父亲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各种细节,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场战斗,“村里几十口人都跑到后山岩洞里躲了起来,大气儿都不敢出,只听见枪炮声震天响,火光映得山上天上一片通红,整整打了几天几夜,山里人哪见过这阵仗!”
  据说战斗结束后,等山上平静下来,爷爷和村里几个年轻后生,壮着胆子上到北山垭口,但见山上一片焦土,碗口粗的树木都被炮火炸成了光秃秃的树桩,到处都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恐怖极了。
  在爷爷的发动下,村民们拿着工具,用了好几天时间,才把尸体掩埋完。据说大家根据衣着好坏,把穿得破烂的,认为是好人的埋在一块。穿得好的,像国民党兵的另埋在一块。
  在死人堆里,人们发现了一位还活着的红军战士,已经奄奄一息,村民徐忠友主动把他背到家里,照顾了半个多月,最后还是去世了。
  这些以往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从小就扎根在王乾刚的脑海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了解到北山垭口一战,红军就牺牲了800多人,更是深深震撼了他。
  根据老辈人的回忆,王乾刚还能找到当年掩埋红军烈士的地方,但年代太久了,在荆棘荒草的遮盖下,已经看不出任何痕迹。但在通往张家庄的水泥路旁,还有两个无名烈士墓,是立了碑的。
  担任村干部以后,王乾刚才知道,原来就在自己的家乡,曾留下两名红军战士都是安徽人,一位叫卢大树,一位叫曾凡昌,他们的后人至今还生活在当地。
  王乾刚了解到,两位老红军都是因为身负重伤,无法跟部队前行,才留在当地。以后的几十年,他们保持着红军本色,认异乡为故乡,和乡亲们同呼吸共命运,直到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先后去世。
  身为共产党员和山乡里的村干部,王乾刚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从2008年开始,每逢清明节,他都要带着村“两委”干部和村小学的师生们,到红军坟上去扫墓祭奠,给大家讲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对生活在村里的“红后”们,他也经常走动,上门看望,尽力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在脱贫攻坚战中,王乾刚没日没夜冲在一线,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修路架桥、发展产业、移民搬迁,如期把一个深度贫困村带上了小康之路。
  在王乾刚看来,祭奠红军英烈,就要继承发扬红军精神,向红军战士学习,尽自己最大努力把村里的事情办好,改变家乡贫困面貌,让全村人都过上富裕幸福的好日子,那才对得起牺牲在这里的红军英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理想,一直想在这个地方,在战斗旧址上,也修个纪念碑,让人们记住,这里曾经牺牲过那么多红军战士。”王乾刚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微微颤抖,眼睛里闪着泪光。
  为了实现把红军精神永远传承下去的理想,他还在一直努力争取,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