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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年12月23日 上一版  下一版
“二苏”与商州
刘 毅
文章字数:5743
苏轼像

宋版《东坡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书影

苏辙像

  北宋的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苏氏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占其三,堪称我国文坛的千古佳话,而“二苏”即指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宋史·常安民传》载:“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曰:“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诗题中的“子瞻”为苏轼的字,“子由”为苏辙的字。由是可见,“二苏”之称宋已有之。
  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一生手足情深。在仕途上,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在性格上,二人迥然相异,苏轼恃才傲物,耿介直率;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二人学养丰厚,才高八斗,毕生相持相依,顺则彼此成就,不羡不妒,逆则患难与共,互藉互助。特别是苏轼一生数迁,屡遭贬谪,而“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人生寄一世,骨肉能几人?况乎“二苏”兄弟间的这种亦师、亦友、亦知己的友爱之情,堪为古往今来兄弟之典范,无怪乎人们常常感慨“惟愿此生此世,有兄如轼,有弟如辙,足矣”。
  史载,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少年时“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辙曾夸苏轼“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去世后,苏辙在为亡兄所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子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曾说苏辙“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入狱险些丧命,在狱中作诗以遗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
  人间未了因”。
  兄弟二人风神俊秀,各有千秋,芝兰同芳,相得益彰。苏轼的才华自不待言,他的诗豪放自然,开创了豪放词派,他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而苏辙的诗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
  数十年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宦游在外,聚少离多,“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苏轼《感旧诗·序》)。两人只能以诗代书,锦笺频递,鸿雁传讯,唱和成趣,洋洋洒洒,传为佳话。据不完全统计,二人往来的诗词多达200余首,仅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作品即超过100余首。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苏辙之间有一组唱和诗与商州(北宋商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商洛市)渊源颇深。
  北宋嘉祐六年(1061)秋,已于四年前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又同时参加了制科考试。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设的进士科考试,我们常说的科举考试一般就是指进士科考试;另一种则是不长设的制科考试,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制举无常科”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北宋仁宗一朝的制科考试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从政科等10科。制科考试参加者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50篇,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阁试试题为试论6篇,目的是考察应试人的学识,“盖欲探其博学”。题目通常取自经史,每篇要求500字以上,一日之内完成六论。阁试合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题目通常都是试策问一道,要求应试者就皇帝所问提出对策,当日内完成一篇3000字以上的策论。通过皇帝御试后,就算完成了制举,其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从未授予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第三至第五等。黜落者不入等,因此入第五等即为登科。
  在这次制科考试上,苏轼的策论“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最终入三等(苏轼之前仅有吴育一人曾入)。而苏辙却在其策论《御试制科策》中对当朝仁宗皇帝赵祯颇多指责,历数其施政之得失,“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其中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
  也”“陛下择吏不精”“陛下赋敛繁重”“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不知为政之纲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等语比比皆是,并连用历史上的六位昏君以喻宋仁宗,直指时弊,正气凛然。
  策入,苏辙自谓“必见黜”。果然,苏辙这篇无所顾忌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考官司马光以苏辙“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参加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而蔡襄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当今之盛世,文辞不逊,故力主黜落。然而,宋仁宗赵祯却并不同意,他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以上引自《宋史·苏辙传》)。关于这段,苏辙自己也记忆犹深:“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非但如此,宋仁宗甚至为得遇贤才而喜不自胜,“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最终,苏辙入了第四等。其实由此来看,遇到宋仁宗这样宽厚的皇帝,苏辙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封建皇帝,宋仁宗对苏辙的狂悖直言多所包容,并未怪罪甚至治罪,其“为政宽仁”也可见一斑,故有史家所谓之“仁宗盛治”。
  “二苏”制科高中,曾为其二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主考官的欧阳修闻之欣喜不已,“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千之〉书》)。制科及第之后,朝廷授予官职,苏轼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府治在今宝鸡市凤翔区)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为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嘉祐六年(1061)12月,苏轼赴凤翔上任。苏辙则获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校书郎专司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为从八品,军事推官是州府幕职,助理军政,佐助州官。
  孰料,余波并未就此平息,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意思是说,王安石认为,苏辙的策论偏袒宰相,而一味抨击皇帝,他就像是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一样,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宰相“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为之辞。”(以上引自《杨畋年谱》。娄师德、郝处俊均为唐代大臣,二人为官清廉,以功名善终,“世之言长者”,称“娄郝”)。最终,改由考官沈遘为苏辙撰写了制词。其时,已是嘉祐七年(1062)秋。
  然而,苏辙却并未就此赴商州上任。“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旁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以上引自《苏颍滨年表》,苏辙晚号“颍滨遗老”)。意思是说,当时,苏辙的父亲苏洵被朝廷安排编修《礼书》,他的哥哥苏轼又远在陕西凤翔任职,如果苏辙再去商州上任,将无人侍奉父亲,于是苏辙要求留在京城(开封)奉养父亲,得到了朝廷准许。其实,苏辙是对朝廷不容直言感到失望,故而辞不赴任的,“养亲”并非主要原因,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
  苏轼在凤翔判官任上对弟弟颇为挂念,仅任期内与苏辙唱和的诗作就多达70余首,占其一生寄怀子由诗的三成左右。嘉祐七年(1062)初冬,远在凤翔的苏轼闻知弟弟苏辙未赴商州上任一事后,抱病连写了3首诗寄赠弟弟,这就是著名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其一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商”即指商州。“著行”即排列成行。“王城”指都城,北宋都城为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苏辙时与其父苏洵居于此。制科考试后,苏辙的任命诏书迟迟未下,故而一直滞留都城。这首诗的尾联,也是这组诗中最著名的一联“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指弟弟隐于都城之意,这既是对苏辙行为的解读,同时,将其解读为“大隐隐于市”也是一个慰藉性的诠释,即唐代白居易《中隐》诗所谓“大隐住朝市”。
  其二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作者于诗后自注:“章子,惇也。”由此可知,“章子”即指章惇。史载,章惇,字子厚,为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书法家,与“二苏”兄弟为嘉祐二年(1057)同榜进士(该科名士辈出,如张载、曾巩等),时任商洛(北宋时商州所辖县)县令。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在商隐居期间,曾与章惇过从甚密,其《伊川击壤集》中即有《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诗。可惜苏辙未能来商就任,否则,此三人间必将往来唱和,留下更多的吟商诗文和趣闻雅事。
  “渠”为方言,指他,在此即指章惇。苏轼似是从商洛县令章惇处首先得知苏辙未赴商州就任一事的。“商人”即指商州人。“二苏”兄弟素负盛名,故而商州人期待着苏辙来商就任。
  “说客”本指游说之士,在此当指战国纵横家张仪,其人曾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诈楚绝齐。“逋翁”本指避世之人、隐士,在此当指商山四皓。史载,秦末汉初之际,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四人隐居商山,以避秦乱。
  “夷音”指这里的人口音较重,方言难辨。商州自古多移民,加之地兼南北,所谓“南蛮北侉”,口音驳杂。“瘿俗”指一些人长有“瘿瓜瓜”(山区水中缺碘,人们脖子上常长有球状赘生物,即地方性甲状腺肿,系一种地方病)。颈联两句夸张说明商州其时条件之艰苦。
  “答策”自然是指苏辙制科御试时所上策论《御试制科策》,“上书”则是指苏辙“奏乞养亲”辞不赴任一事。
  其三
  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
  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双髭。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策”依然是指苏辙的策论,“易”则指《周易》。苏洵对《周易》颇有研究,曾“作《易传》百余篇”(苏洵《上韩丞相书》),惜之未成,遗命苏轼继书,苏轼承其衣钵,著《东坡易传》传世。当然,这是后话。在此,苏轼建议弟弟向贤父苏洵学《周易》,既是治学,亦资“忘忧”。
  尾联两句“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兄弟二人间的深情。
  在这组诗中,苏轼对弟弟辞官不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多所宽慰,并给予了读书治学的建议,体现了对弟弟苏辙的关爱之情。
  唱之而必和,况乎以“二苏”兄弟手足之情深、往来之频密。果然,收到兄长苏轼的诗不久,苏辙即次其诗韵复诗三首,对自己未赴商州就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这就是《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
  其一
  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
  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
  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
  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诗后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
  诗题中的“商幕”是指商州知州幕府,苏辙所任的商州军事推官一职是商州知州的属吏,即州府幕职。
  “才疏”自是诗人的谦辞。“周行”本指周官的行列,后用以泛指朝官,即仕宦行列。“避谤”指防人毁谤。
  这首诗简要交代了兄弟二人分别后,自己在都城开封期间的生活及读书情形,解释了自己不赴商幕的原因(避谤)。
  其二
  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
  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
  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
  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
  “南商”指位于南山一带的商州。“西洛”在此指作者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后,曾在嘉祐五年(1060)获授河南府渑池县(在洛水之西)主簿一事。“虚署”指自己两次获官均未到任。“妄语”指自己的策论《御试制科策》言辞激切,系作者自嘲之辞。这篇策论对苏辙毕生影响深远,苏辙晚年在其《遗老斋记》一文中说“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
  “远人未信本非才”说自己因“非才”而“不来”商州就任,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所说的“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这自是作者谦辞,实则是自知因“妄语”而遭“见弃”。
  “贫李”指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卷入了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因之被恩师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时充翰林大学士承旨,职掌禁密,次年即为宰相,李商隐故友)日渐疏远,遭其冷遇、排斥。“东阁”指古代宰相招致、款待宾客之地,适逢重阳节,李商隐又一次谒之不得,感慨而作《九日》一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谀张”指唐代开元时期的张说,他曾三拜宰相,执掌文坛三十余年,成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其人素有直言,唐玄宗曾下诏褒奖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但后来“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以上引自《旧唐书·张说传》),诗中不乏奉承讨好上司之辞。“缓两腮”即缓颊,指婉言阿谀。
  颈联两句用唐代的两个典故,表明自己虽遭“见弃”,但既不会像李商隐那样仰人鼻息,酸叹自嘲“东阁无因再得窥”,也不会像张说那样由直转谀,逢迎朝政。
  “四翁”即指商山四皓。本句意指商州不缺人才,不少我一个,这既是作者的谦辞,也是对“商人望汝来”的回答。
  其三
  埙动篪鸣只自知,忧轻责少幸官卑。
  声名漫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颌底髭。
  西鄙猖狂犹将将,中朝闲暇自师师。
  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
  “埙”“篪”均为古代的乐器。“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用以塞耳的装饰物,多用玉、石、贝等制成。“髭”本指嘴巴上边的短须,口上为髭。因唐代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有“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句,故谓。
  “西鄙”指西面边境。北宋仁宗时,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脱宋自立,建立西夏,后屡犯西境,朝廷被迫纳贡求和。“将将”同“锵锵”,象声词,多形容金玉之声,在此当指金戈铁马之声。“中朝”即朝中。
  “新论”指苏辙于嘉祐七年(1062)所作的《新论三首》,分上、中、下三篇古文,其文纵谈天下大事,建议朝廷革新政治,论断相当确切。然而,兄长苏轼却远在陕西凤翔,无人与语,因之“仰羡飞鸿”,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哥哥身边,一诉别情,共议“近成”之“新论”。尾联表达了对朝政的关切以及对兄长的思念,体现了兄弟二人亦师、亦友、亦知己的特殊感情。
  史册所见,“二苏”兄弟终其一生,未曾到过商州。仔细思之,北宋都城远在河南开封,“二苏”兄弟又家居四川眉山,故而二人毕生未曾历商,不似唐代都城长安地便,以致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众多名士途经商州,从而留下了璀璨的吟商诗篇。然而,“二苏”兄弟却又因苏辙曾获充商州军事推官一职,留下了这样一组唱和诗,使我们得以从其笔下略知彼时之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