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任庆云的资料多见于报端，其中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泉水叮咚响不断”先生的《商洛志书第一人》。然而，同其他资料一样，文中只有“任庆云，字怀南，少时随父，身居府衙，拜名师，终就博综经籍子史，尤长诗赋之能力，正德八年（1513）中举，任陕州知州。至仕回乡，首撰商州第一志《商略》”的简短记载，不仅其生平不详，其“官至陕州知州”亦属不实，尤其是将撰写《商略·商南县集》末序《跋》的朱朝弼，讹为了撰写《商略》末序《跋》之人来看，对于任庆云编纂《商略》之详情亦不够了解。
　　笔者在对《商略·商南县集》的点注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对任庆云生平、事迹及其与《商略》之渊源进行了考证，以供读者明鉴。
　　任庆云的籍贯、生平与社会关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任庆云，字怀南，商州东秀里（今商州区刘湾街办）人。其祖籍为陕西京兆三原县，元末明初，其祖自三原碑石村迁商定居。曾祖父任亨，明举人，曾任齐东（今山东邹平县一部分）县丞。父任经，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举人，先任山东莱州通判，以清廉著称升任兖州府（今山东兖州区）同知。其爷爷任英因儿子任经之功亦被貤恩封府同知。其叔任纶，字廷绶，成化中领新设商南县衙阴阳学符印，兵部主事蔡拭《赠训述任廷绶序》中称“盖知道义得家承之”。
　　任庆云少时随父，身居府衙，拜名师，终就“博综经籍子史，尤长诗赋之长”。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中举，“游太学十年取进士不得”，后官教谕之职，“乙未（公元1535年）之春，坐谗解印”，至仕回乡，撰《商略》，另著有《怀南漫稿》四卷、《拟宫词》一卷、《艺赞》一卷。
　　从其《消暑赋》中“乙未之春（公元1535年），坐谗解印”“怀南子本梄岩谷，谀入泥塗”以及“年过四十便西归”“天涯南北几重阳，千里商云是故乡……”等诗句即可推算出，任庆云生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正德八年（公元1513），他18岁中举。后入国子监，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尚在上太学。后官任教谕，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春，因遭谗言诽谤获罪而解印绶，去职还乡，自谓“胜比风流陶靖节，归来三迳赋沧桑”，而著《商略》。其自称“郡人”，通政司右通政马理称其“任君”，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童承叙和知州刘承学皆称其“怀南任子”，知县李鸿渐则称其“乡大夫任公”。
　　任庆云实为学官教谕之职，而非“官至陕州知州”
　　首先，从其《送陈州王子虞夫之任商南序》中“王子虞夫举于乡，与余同游太学十年，取进士不得。惟銓部欲守令惟其人，以虞夫往”之记载看，王舜民系河南陈州人，嘉靖八年(公元1529)由举人任商南县令，说明此时34岁的任庆云仍在国子监太学读书。
　　其次，从其《泮宫夜话诗序》中“吾于商南得嚮道交三焉，学谕陈子，自明山来；学训陈子，自定远来；学训张子，自常德来，皆以明经分教商南。温乎其客，属乎其声。益丽泽荷，蒹葭如平生欢。合志同方，营道同术”之记载看，即与之合志同方，营道同术，显属同官为教谕无疑。陈厚，四川定远县人，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由监生任商南县教谕。陈应禛，四川雅州名山县人，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由举人任商南县教谕。张琪，湖广常德府人，嘉靖十年至二十年（公元1531-1541年）由监生任商南县教谕。即明其嚮道为教谕。
　　其三，与其同游太学十年取进士不得的王舜民，尚且才被吏部破格提任商南知县，而未选中的任庆云怎会任知州了呢？何况古时，只有殿试为进士方可任知县，凡未取进士的太学监生，惯例皆任教谕、训导等学官之类，哪有任知州的可能？况且经考，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陕州知州系闫奉在任，而陕州历年知州名录中并无任庆云其人。
　　任庆云与《商略》之渊源
　　任庆云为“商洛志书第一人”，言不为过。然而，关于任庆云编纂《商略》之详情，诸多述说不一，且又混乱不清。笔者对《商略·商南县集》注疏后，方得以理清其来龙去脉。
　　首先，任庆云系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系乙未年）春，坐馋解印而回归商州故里，首撰《商略》得成。明代学者童承叙为之《序》曰：“怀南任子，义重桑梓，恒念念于志，思绳往而牖来，远稽于坟典，博采于谱牒，咨询于故老，参订于儒绅，数月而志成，更名曰《商略》。谓举商之大略也。属予序之首简……公而信，断而裁，纪录而考以便也，往存而鉴自诏也。商民其永赖乎！”
　　童承叙，字汉臣，一字士畴，明代湖北沔城漕河人，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进士，学者、史学家、文学家，长于诗和古文，嘉靖皇帝老师。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请准归籍，不久病逝。所撰《沔阳志》与康海的《武功志》、王九思的《鄠县志》被誉为“海内三名志”，著有《内方集》。可见此《序》系其离职前之作。
　　其次，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丙申），陕西布政司右参议萧廷杰抚治商洛道时，“谓商为关西大郡，当有以传其文献。于是取任庆云《商略》参校更定，而成是编。”再从明代文学家康海“序”中“笔虽秉于任氏，而斟酌损益一出于萧子”与“明兴百六十有八年”之记载，即可知其刻印于嘉靖十五年，即任庆云回归故里的第二年。此为商洛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后散失而未见其刻本与稿本，只有《序》文存世。
　　其三、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辛亥），山东寿光刘承学“复自晋如商”任知州，“暇日乃取怀南任子《商略》细观而考之”，大加赞赏，叹曰：“是诚足徵也已！”即思其任临洮府通判时创辑《河州志》之举，遂在任庆云《商略》之原体格基础上益损兴革，同时，命下属各县修志以附，翌年（公元1552年）纂修商志得成，仍用《商略》之名并作序。又咨请任庆云订正后，“乃遂授诸梓”。在“板录楮印”之际，刘承学又邀正德进士、明代文学家、《陕西通志》总纂、商山书院山长马理为之作序。刊本首为《州志》，次为下属镇安、洛南、山阳、商南四邑之《志》（集）”，各分《地理》《建置》《学校》《典礼》《官师》《选举》《人士》《杂述》八卷，被誉为“龙图秦志，明简而瑰”。从马理《序》中“爰有刘侯，咨于任君。矢志协力，扬兰抉芸。萃而笔之，旁及丝棼。溯而豋之，极于典坟”之句即可明其原委。
　　其后，因兵燹匪患与战乱连年，商州城居多次被毁，《商略》绝迹已久，唯有序文传世。后据天一阁藏书索引，发现台湾故宫博物馆尚藏有《商略·商南县集》绝版孤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将其影印件引回馆藏。1983年11月，我们从北京将其影印件复印了回来。
　　从这部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由时任知县“李鸿渐创辑、任庆云重编”的《商略·商南县集》序文中“郡公龙洋翁（刘承学）修郡志，将以下邑附也。鸿渐于是役也……而商南之志终焉。……于是，质诸郡公，曰‘可矣’！乃又咨请乡大夫任公订正而后传焉”，以及教谕朱朝弼末序《跋》中“朝弼始承郡公龙洋老先生命，编商南县志。首谕以贵实、贵备，足惩、足劝。朝弼仰而叹曰：是欲信诸远，传诸后，不愧诗书之所称……朝弼奉命，惶惧庸劣弗称，乃率诸生远求博采，摭拾往事，强成是帙上之。公乃亲为披阅，删其舛戾，正其条格，事核词简。与初意令既犹不足，仍命朝弼参订而益之，更考诸故典，访诸耆议，复得其一二以成是编。再上，曰‘可矣’。乃因授诸梓”之记载，更加明确其来龙去脉，亦可见《商略》中的《商略·商南县集》系由时任商南县教谕的新乡朱朝弼主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