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一开始兄妹们在各自生活的城市默声不响地工作，后来一遍又一遍到这个没有了母亲的家，只为灯塔村那快塌平的土堆和土堆后的柿树。
　　每年到了母亲的忌日或清明节祭祖，大姐怕我们找不见，总要追出来叮咛：“就是房后坡上那棵柿树呀！”
　　小时候家穷，生产队每年分的粮食实在喂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就在房后坡上的土塄地畔种些桃树、杏树、梨树、柿树。“饿了吃一个柿子，总能垫垫饥吧！”从栽下柿树的那天开始，母亲就一直这样说。终于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那年遇上天旱，人们几乎把前后山都挖空了，最后实在搜腾不出一点吃的，队长就宣布了一个决定：在集体山坡上种的果树一律归集体。眼巴巴看着到手的救命粮刹那间化为乌有，只剩下一棵不结果的柿树，一家人就围着母亲无奈又伤感地叹息了很久。高小毕业的拴住叔说他查过资料，柿树不挂果需要嫁接，后来母亲打了两颗荷包蛋，请拴住叔给嫁接了，这棵树才开始挂果。
　　很多年以后，当我带着孩子行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看见路旁挑着担子卖柿子的老人，就会想起那个下着秋雨的星期六。那天，生产队集体行动，满坡架岭夹了柿子拉回大队统一分配。那时，柿子能给村人带来一笔不小的财富，有的用热水煨熟了吃，有的烙柿子饼、柿子馍；舍不得吃的就旋成柿饼卖，一树柿子一年的油盐和化肥钱基本就够了。最后，有人就说我家房后还有棵柿树，结的是最繁的，别让红彤彤的果子长出了“黑心”，坏了贫下中农一世的清明。
　　母亲已经哭不出声，她气得浑身发抖，看着乱糟糟的人群，有的甚至已经拿竿子往下夹柿子。她阻挡不了，但仿佛已看到她孩子饿着肚子，学费、书费又没了着落。她一屁股坐在树下，不管不顾地嚎叫起来，说：“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吧。”说罢一头栽倒在地上。
　　冬天里的灯塔村依然笼罩在缺衣少食的氛围中，没什么农活，人们都围坐在炕眼烤火打发日子。父亲是村上的出纳，有几天村上几个干部聚在我家的小方桌旁，一边烤着木炭火，一边和父亲算着村上的账务，哪一块账要重新做，哪一块要改过来，共计有七八本。每当这时候，母亲就远远地坐在灶火口，一边谋算着为他们做些好吃的，一边又提心吊胆地听着，生怕父亲做账哪里疏忽，出了篓子，甚至会被“法绳”捆走。
　　果然到了第七天的晚上，母亲在灶火口不知什么时候竟迷迷糊糊睡着了，听到凳子翻倒和用力摔门的声音，她赶紧跑出来问：“结束了，都走了？”
　　父亲黑着脸，一副无辜和受委屈的样子：“账上少了二十块钱!”
　　“什么？那你拿了没有？”
　　“怎么可能！”
　　“他们怀疑是你贪污？”
　　“嗯。”
　　“天呀！”
　　这一颗炸雷几乎是毁灭性的，我们的名字差点从灯塔村被“拉黑”。这个晚上的月亮出奇的亮，半夜的时候更是冷森森的怕人。母亲睁着眼睛迷瞪了一会儿，感觉父亲不在身边好久了。她悄悄给孩子们盖上被子，在走出门的时候似乎很响地哭了一声又咽了回去。她开始四处寻找父亲，一步一步走遍每一个路口，当她的身影由短变长，又由长逐渐模糊消失的时候，她果断地加快步伐，迅速跑到房后的那棵柿树下，她看见了父亲和已经悬挂在树上的那个绳套。
　　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陪着父亲在树下坐了好久，然后她扑簌掉身上的泥土，大声说：
　　“咱们回吧。”
　　“你相信我……”
　　“今年柿子结得这么好，红艳艳的多馋人哩！”
　　这笔被“贪污”的公款，母亲卖了柿子，又东借西挪补了亏空，一场灾难就此平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查核账务的时候，才找到那张钱，原来是两张黏在一块了。
　　母亲去世了，兄妹们为了生活这几年也是满世界跑，高兴了或者受了委屈都会从天南海北回来看娘，看这棵柿树。这树疙里疙瘩长得低矮、长成了驼背，树身稍高的地方，被抠掉了一块一块的皮，那抠出的深坑里残留着烧过的烟丝，那是大哥和小弟回来看娘留下的。伸手可及的地方被大姐和小妹摸得光亮，她们当然也没有见到娘，一回来就软成了一摊泥，爬在树上又打又抓又哭，末了就用婆娑的泪眼直直地看树。
　　今年秋天，树上又是硕果累累，去看母亲的时候，满树的柿子红彤彤，弓着的树身让我想到田里劳作的母亲。突然悟道，这棵长在泥土里的树，是躺在脚下的母亲化成泥土，年复一年把养料送进它的血液，滋养它的枝干，它才能开花结果。它其实就是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