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过半，年关将至。我回到老家，想寻找一下久违的年味。
　　过去这个时候，杀年猪的凄厉叫声已经此起彼伏了。但今日，我沿着水泥路走了半条沟，也没有听到杀猪时的嚎叫。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老房场。当年，院子里有大伯、三个堂兄，还有我家。如今，房屋早已拆除，但遗迹清晰可见。这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童年的记忆在七十年代末。
　　我家是三间厦房，场堰下就是猪圈，杀年猪的场面也在我的记忆里翻开。
　　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年味一日比一日浓。我们这里逢双日子赶集，最迟腊月二十六必须把猪杀了。否则，年里赶集就没日子了。
　　早上五点钟，母亲第一个起来烧水。等水烧开了，天已蒙蒙亮。父亲喊了大伯，几个堂兄也陆续来到猪圈边。
　　大伯把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木腰盆放置院中，卸下一扇门板横搭在腰盆上，一个洋瓷盆放到门扇下的地面上，放血刀就在洋瓷盆里。大伯在烟袋锅里按满了烟丝，把烟嘴咂得滋滋响。
　　父亲和堂兄下到猪圈，猪在圈里嚎叫着绕圈子跑。几个人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抓着了，又让它挣脱了。大伯咂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袋在猪圈边的石头上嗑两下，心满意足地下到猪圈里。他站到猪圈中间，猪马上失去了刚才挣扎的劲头，也许是认命了。大伯伸出一只手给猪抓痒，猪就靠到了他的腿边，大伯一用力，膝盖顷刻就把猪压到了地上，父亲和堂兄七手八脚就把猪拉出了圈，拖到了早就架在腰盆上的门扇上。
　　猪被死死地按在门扇上。母亲就吆喝：“没过十二岁的娃回到屋里，不许看给猪放血。”我们就躲到屋内，用手捂住了耳朵。等母亲收了猪血盆，然后喊孩子们出来，把布鞋底子在地上溅的猪血上蹭，说布鞋底蹭上猪血耐穿，防水。
　　大伯在猪脚上开了个口子，用一根两米长的铁棍从口子一直捅到猪前腿处，打通了气道。然后，他鼓起腮帮子对着口子吹气。当大伯额头青筋暴起的时候，猪已经涨得滚圆滚圆，趴在了门扇上。
　　父亲脚下生风，一桶一桶往腰盆里倒已烧得滚烫的水。三四个人挽起了袖子帮忙拔猪鬃，一阵紧锣密鼓地刮、錾，黑猪立马变成了白胖子。大伯拿出一把铁钩在猪屁股上一钩，几个人抬着白猪就挂到了斜搭在墙上的木梯上，大伯五指并拢在猪脊梁上一比画，就知道膘厚是上了一巴掌还是不到三指厚，若是不到三指厚，母亲就一个劲地解释缺粮食，没啥喂。
　　收拾好后，母亲煮了一大锅猪骨头油萝卜，炒了猪血，大家伙喝起了苞谷酒，吃苞谷糁子米饭。大伯把猪鬃猪毛收拾回家，然后和父亲一起用架子车拉了猪肉去赶集。
　　我们和母亲就在家里盘算卖了猪肉后，要办的事：给老大做身新衣，把老大的衣服改一改给小的穿；那床被子烂得不成样子，要打床网套做三面新的被子，把旧被子改成褥子；留下六个孩子的学费；把在村医那里赊下的药费一定要还了；过年要买一挂炮，要带雷的，还要换一副中堂，祭坟的东西不可少；再逮一个猪娃喂着……末了，母亲说：“你大说了，一定要攒三十块钱，明年春要垒三间房的根子，咱家娃大了，房子住不下了。”
　　于是，我们就盼着猪肉能卖得快，卖上价。很晚了，父亲披着一身雪回来了。我们侧着耳朵听父亲给母亲说：“一街两巷都是肉，卖不动，卖不上价，今天把杂碎卖了，肉只卖了二十多斤，剩下的在街上姑姑家放着，二十八再去卖，就是降价最后一集也要卖了。要不，明年的日子拉不开栓。”
　　腊月二十八，到集罢，还剩七八斤槽头肉。父亲终于松了口气说：“不管咋说，没卖上价，毕竟差不多卖完了。”晚上，母亲点起煤油灯放在灶台上，把切下的肥肉炼了油装在瓦罐里，我们高兴地用手捏起油渣吃。母亲也高兴地说：“今年油有了，肉也有了。”
　　我正沉浸在回忆里，突然，身后来了人，是李家大哥。李家大哥当年是队上出了名的大力士，如今已佝了腰，拄了杖。
　　打过招呼，我和李家大哥聊起了家常。李家大哥说：“现在队上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已经没人喂猪了，只有虎子办了个养猪场。”
　　我去看了虎子的养猪场。猪圈建在水泥地面上，中间略高，周边低，水粪及时排除清理，很干净。猪舍是单间，用彩钢泡沫板搭成，很暖和。
　　我笑着说：“现在猪幸福多了，住得干净舒适。”
　　虎子笑着说：“把猪侍候好了，指靠它发家致富哩。”
　　虎子告诉我，现在农村很少有人喂猪了，养猪的多是政府扶持的养猪专业户。农民吃肉随时可以去超市买，猪肉赶集必须定点屠宰、检疫。
　　过去，成年劳力全年都在生产队劳动，喂猪成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主渠道。家家户户养一头猪，到年关或杀或生猪卖给国家副食站，一家人的开销用度和希望就寄托在这头猪身上。而今，多数农户已不再喂猪，养猪专业户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到猪身上。
　　社会在变，人的生活观念和希望也在不断变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