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沟后山：红军后撤、伤病员藏身的地方。

红岩寺区工委、区苏维埃政府谷子沟驻地旧址。

本地湾村史馆陈列着红军当年用过的冲锋号、药箱、文件箱、油灯、水袋等物品。
　　
　　春季里来百草绿，红军来到谷子沟，
　　脑系（首领）就是程子华，专打富豪济穷家。
　　百草青青山花红，红军帮咱闹春耕，
　　树上阳雀声声叫，山前山后春意浓。
　　春季里来杨柳青，穷苦百姓翻了身，
　　咱沟建立苏维埃，穷人翻身掌大印。
　　杨柳青青丝丝长，红军帮咱收割忙，
　　场上连枷叭叭响，绿豆米汤送上场。
　　秋季里来秋风凉，红军教咱练刀枪，
　　自从来了程军长，深山沟里变了样。
　　菊花黄来稻谷香，红军帮咱收秋忙，
　　往年担进财主院，今年往咱家里扛。
　　冬季里来炉火旺，红军围坐炕头上，
　　组织咱们学文章，老乡心里亮堂堂。
　　炉火旺，雪茫茫，红军整装要北上，
　　双双紧握红军手，祝愿亲人打胜仗。
　　这首流传于柞水谷子沟、窑沟等地的民歌《谷子沟里来红军》，由原红岩寺苏维埃游击队旗手石尚旺演唱、王均喜收集整理后，被收入陕西旅游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红军的歌》一书。
　　1932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过山阳漫川关时，经历了一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激烈战斗。19日，红四方面军进至商县（今商州区）以西50里的杨家斜。在此，部队休息了一天，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一决定表明：红四方面军将不再返回鄂豫皖苏区，而是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后，为了继续贯彻进入汉中的计划，决定部队南下柞水、镇安地区。
　　1932年11月2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从杨家斜翻鸡冠岭进入柞水境内，经潘（盘）龙寺、万青、六扇磨到达红岩寺街。当日，在红岩寺街戏楼前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山区人民群众中的影响。21日经黄土砭到张家坪，22日沿掌上、小河口、肖台方向前进。23日，红四方面军进至肖台野猪沟口时，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一师已抢先到此凭险据守，阻击红军南下镇安。红军当即调头向北，边打边撤，又折回肖台，沿小河口、穆家庄、瓦房口向北而走，24日经马家台到曹家坪，25日经桂家湾、椒树坪到高桥，26日经王家庄、丰北河、徐家湾到什字，27日兵分两路翻越秦岭，一路经石窑沟、蓝田县南沟口至汤峪，一路经二台子、长安县红庙子、库峪到西安。
　　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从11月20日至27日途经柞水，历时8天，跨越柞水3个区、12个乡、37个行政村，行程270多华里。入关中平原后，经汉中到四川，在川陕边界建立川陕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第一支辗转柞水的共产党军队，虽然在柞水仅历时8天，却播下了大量革命火种。红四方面军途经柞水时，居住在深山僻壤的穷苦群众从未见过红军，许多地方的群众都吓跑了。面对这一情况，红军战士就喊话：“老乡，你们不要跑，都回来，我们是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是专打土豪劣绅、不伤老百姓的，我们红军部队不拿群众的东西，是为穷人打江山的。”红军看到小脚老奶奶要跌倒了，就急忙去扶起，并告诉老奶奶说：“不要害怕，不要跑，小心跌倒了，快回家吧！”看到红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老百姓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就不怕了，也不跑了，纷纷从山里返回。红军部队除了口头喊话，还以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张贴大小布告或安民告示，沿途用青靛、红土、石灰等在墙壁、岩石上刷写标语。宣传标语主要有“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学校教育！”“要想找出路，快投红军！”“欢迎白军调转枪口参加红军！”等内容。同时，红四方面军在柞水召开大小群众会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红军的主张。部队首长对战士讲：“土豪的人不能杀，土豪的粮食尽管吃，因为我们要从这里经过，要不然我们留下的伤病员就保不住；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打一场人民战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红四方面军的宣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柞水人民心中的影响。
　　红四方面军2万多人在红岩寺街住不下，一部分红军来到距街上二里地的红堡（今本地湾村），忠厚、善良、好客的本地湾人民将红军视为亲人，给红军烧水做饭，精心照料红军伤病员，短短一天时间，红军就与本地湾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
　　红四方面军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沿途长时间行军打仗、露宿山野，不少战士身体虚弱，染上疾病，行走艰难。部队进入红岩寺街后，有十几个红军住在赵华岳家，赵华岳祖母看见其中3个战士伤重，又发高烧，就把热炕让给伤病员睡，并忙着找草药医治。
　　红岩寺本地湾村的熊兆有收养了一名叫蒋齐娃的红军伤员，病得很重。熊兆有给他洗澡、剃头、换衣服，一家大小上山采药医治。经过精心照料，蒋齐娃的身体慢慢得到恢复。半年后，国民党民团得知熊兆有私藏“红匪”，蒋齐娃担心熊家受牵连，决定去找部队。临行时，熊兆有给他做了很多干粮，并送他两块银元，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红军战士。蒋齐娃离开不久，民团以窝藏红军私通“红匪”为由，将熊家家具全部砸烂，抢走了财物，还抓走其母亲，将她打得浑身是血，生命垂危。后来，熊兆有花钱请人说情，母亲才被放了回来。
　　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在柞水境内因伤因病而掉队的官兵有62人，除留下的鲁盛忠、李自明、何忠新等做地方工作外，其余59人都是重伤，经过红岩寺人民群众的热情呵护和精心料理，这些红军伤病员不久就恢复了健康。伤病员康复后，有的回归革命军队，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岩寺区、乡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其他掉队战士都成为各乡苏维埃政府游击队的骨干。他们在保卫柞水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斗争中，同“围剿”苏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民团进行了浴血奋战，李志民、尹益云等同志先后在战斗中牺牲。
　　1935年2月11日，鄂豫陕省委派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主持，在红岩寺古戏楼前召开军民大会，宣布成立中共红岩寺区工作委员会和区苏维埃政府暨共青团、妇女会、童子团、农民土地委员会等组织。中共红岩寺区工委由陈新焕任区委书记，委员王奎先、王海青，王小女担任区妇女会主席，王奎先任团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为王海青，副主席由陈新焕兼任，陈昌华任区政府秘书，张绪堂任财粮委员，谢光华任土地委员，陈新焕兼任法庭庭长。区工委、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开始设在红岩寺街周启文家。
　　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均田地”运动。全区没收了68户恶霸地主的2755亩土地，分给了525户无地的贫苦农民，没收的90万斤粮食、1500斤漆油以及大批银元、烟土、腊肉、土布等财物，大部分分给穷苦百姓，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为保卫苏维埃和均地运动，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红岩寺区游击大队，下设四个连共200多人。
　　1935年2月中旬至下旬，区苏维埃政府先后派王奎先、李金庭、翁炳山、殷德厚等红军干部和战士到红岩寺周围发动群众，建立了娘娘庙、马尚鞍、黄土砭、大沙河、磨沟、王家山、西北沟、刘峪沟、铁锁沟、海棠岔等10个乡苏维埃政府和25个村苏维埃政府，每个乡苏维埃都建立有游击队或赤卫队、抗捐军。
　　红岩寺区工委成立的当天下午，王奎先、李金庭等红军干部来到张家坪，于2月12日成立了娘娘庙乡苏维埃，乡苏维埃政府设在娘娘庙，主席王绍富，秘书陈祯玉，土地委员雷春亮、雷春荣、韩世林、邓益祥，财粮委员徐裕荣，游击队长祝山成，副队长王绍瑞。乡苏维埃政府下设小合沟、张家坪两个村苏维埃。小合沟村主席为吴作京（兼），副主席韩盛林，张坪村主席为陈抱学，副主席雷春亮、邓益祥。
　　娘娘庙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在党代表吕新闻的指导下，开展了“打土豪、均田地”运动，没收了徐裕奎、徐裕汉、徐裕祥、徐宾席、王安意等土豪的土地、房屋以及大批的粮食和浮财，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这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使地主豪绅丢魂丧胆，受苦农民扬眉吐气，斗志更坚。
　　1935年2月12日，中共红岩寺区工委书记陈新焕和区游击大队三连连长翁炳山来到黄土砭，协助建立了黄土砭乡苏维埃政府，赵福德（后叛变）任主席，贺德茂任副主席，雷春新任秘书（后改选为柏党宁），李仕贵、黄永茂任财粮委员，饶仁芝、赵万金、杨仁礼任土地委员。乡苏维埃政府下辖黑沟口、黄土砭、桃园沟3个村苏维埃，杨仕广任黑沟口村主席，雷春新任黄土砭村主席，熊世庆任桃园沟村主席，乡政府设在黄土砭村吴洪发家。在乡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组建了乡游击队，共40多人，张永贵任队长，辖三个班，一班长张永龙，二班长李正强，三班长黄开明。其次，还成立了童子团，魏传家任团长。
　　乡游击队成立后，配合三路游击队在红岩寺大沙窝、太白坵、黑沟口、黄土砭、双沟等地作战5次。4月初，全乡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大好形势下，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将陈洪进、陈应瑞、谭世奎、卢良田、蔡定邦、汪修林、刘乡约、张明礼、万定录、杨诗林等地主土豪的土地没收后，插旗为界，按户划分给了穷苦农民，把没收的粮食一部分作游击队供给，一部分分给了穷人。
　　1935年2月15日，王家山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从肖家台、张家坪、大沙河来的农民代表和三路游击师战士，一起汇聚在王家山小学操场上，参加王家山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晌午时分，大会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党代表吕新闻、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和红岩寺区苏维埃游击队连长李金庭、翁炳山神采奕奕地走向了临时搭起的大会主席台。吕新闻庄严宣布：王家山乡苏维埃政府今天正式成立。接着，汪师长讲话，号召穷苦百姓组织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游击队，铲除恶霸土豪，为穷人争天下。
　　大会选出了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主席李盛昌（三月改选为吴作金），副主席程家瑞、饶汉席，秘书叶阳善、姜启进，土地委员王迪祯、程家兴、程家胜，财粮委员王迪银，保管员孟津林，通讯员陈家丰、程家宽、赵书文，童子团团长程家顺，副团长汪迪基，游击队队长程家瑞（兼），副队长程家贵。大会选举完毕，立即就有1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
　　此日，区游击队一连连长李金庭带领王家山游击队到红岩寺葫芦湾领回步枪100支，武装了这支刚刚成立的农民游击队。
　　春天，王家山上杨柳抽芽、山花点翠，醒目的“王家山乡苏维埃政府”牌子挂在程家恩大院门前。道场上，游击健儿正在操练，雄壮的喊杀声振奋着时来运转的穷苦百姓，震慑了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地主豪绅。
　　在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建立了凉水沟、田家沟、掌上、王家山、鱼家湾5个村苏维埃。
　　从早春到仲夏，乡苏维埃政府率领游击队打土豪、杀恶霸，横扫一切反动势力，将凉水沟、田家沟口、掌上、丰沟、王家山、大河、鱼家湾等地的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头子廖维廉、廖维常、李珠富、舒得寿等28户的粮食128000多斤、腊肉2000多斤、肥猪20多头以及大量的银钱、烟土、布匹和牛羊没收，分了他们的房子和土地，将作恶多端的余良亭、余祖瑞、党同方、程家发等就地镇压。
　　土地运动的胜利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喜悦，他们把分给自己的粮食、布匹、腊肉欢天喜地地送给了红军主力部队和三、四路游击师。
　　7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乡亲们挥泪送别了参军北上的程家恩、吴高有等20多名游击队员。红军走后，国民党匪军与地主民团对根据地进行“清剿”。一时间，王家山乌云笼罩、魔鬼横行，乡苏维埃政府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8月，敌陕军警二旅韩子芳团和地方民团头子蔡乾山、廖功兴、王惠康、王玉琼等相互勾结，向王家山进行了疯狂的“围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吴作金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三昼夜的严刑拷打，用刺刀在身上划，用烧红的铁钳在身上烙，又用杠子压断了他的双腿。吴作金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王家山村苏维埃主席程启政被敌人抓去杀害后，又抄了他的家。掌上村主席孟金林被敌人抓去，用石头活活砸死。游击队员熊勋元、方吉品、党学武、颜克发、陈仲春、童年盛、李应龙、王迪银等也被敌人先后杀害，被迫逃往外乡的有19户，失踪的游击队员有程家满等24人。
　　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的主要领导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在红岩寺戏楼召开千人大会，宣布中共五星县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五星县委隶属中共鄂陕特委领导，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受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兼中共五星县委书记，田银斗任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五星县委下辖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下辖袁家沟口、红岩寺、葛牌镇3个区苏维埃、31个乡苏维埃，乡以下普遍建立了村苏维埃。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农民土地委员会、青年团、妇女会、童子团、抗捐军或游击队等组织。由于它像镇安、柞水、山阳、商县、蓝田5县交界处升起的一颗红星，故名“五星县”，办事处设在红岩寺街东岳庙门口。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警和地方民团的骚扰，随后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先瑞下令将五星县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办公地址由红岩寺街转移到林木茂盛、便于撤退的本地湾谷子沟。
　　谷子沟位于红岩寺镇本地湾村，四面环山、沟壑狭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隐藏。这里群众基础好，如有敌情群众可通风报信，向后方可撤到山梁上的寨子里。同时，能及时与西北沟、黄土砭、大沙河、磨沟、刘峪沟等乡苏维埃政府联系。加上谷子沟山大林密、岩洞遍布，有利于伤病员隐蔽藏身。因此，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办公地址迁至谷子沟。
　　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以谷子沟为中心，指挥、组织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运动，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地少的贫苦农民，让当地的劳苦大众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里，谷子沟及周围的群众与红军部队建立了深厚的军民关系。战前，他们坚壁清野、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战时，他们为部队搞运输、抬担架、送水送饭；战后，他们安置、护养伤病员，帮助打扫战场。谷子沟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挖地道、救伤员、筹供给、送情报、当向导，使红军在危难困境中化险为夷，减少损失。同时，他们还积极组织地方戏班子为部队进行文艺演出，妇女们为红军做鞋袜、缝衣服，许多当地的年轻人跟着红军走向了革命道路。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根据地迅速得到巩固，革命力量得以壮大。
　　1935年7月中旬，红军主力北上以后，敌人向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各级苏维埃政权遭受破坏。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区工委领导、苏区军民、鄂陕三路游击师并肩作战，先后在红岩寺、塔儿坪、谷子沟、黄土砭、九华山等地与敌人展开了40多次激战，终因敌强我寡未能取胜。三路游击师为保存实力，撤出红岩寺苏区。
　　8月初，区工委在谷子沟召开了最后一次区委会，陈新焕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把苏区干部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二至三人，下去组织群众坚持反“围剿”斗争。会议结束，敌人就向谷子沟扑来，大家在陈新焕指挥下分头撤离谷子沟。
　　8月中旬，陈新焕、王奎先归队三路游击师。至此，红岩寺区工委停止活动。
　　1935年8月以后，由于五星县委书记李志英被叛徒赵英九杀害，三路游击师在反“围剿”斗争中损失惨重，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都遭受严重破坏。但是，田银斗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和三路游击师仍坚持在秦岭南北进行游击战争，直至1936年2月，田银斗在甘家坪与郑世甲反动民团作战中英勇牺牲，五星县苏维埃政府停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