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星空。对我而言，开放大学便是那片星空中最明亮、最温暖的光。它让我这个曾与大学失之交臂的人，在人生中途重新拾起了书本，也拾起了对知识、对自我的全部信心。
　　我出生在普通人家，9岁时随父母来到河南卢氏县的一个小山村。1978年秋，当我踏入初中校门时，恰逢全国统编教材开始使用。全国科学大会将那一年称作“科学的春天”。对我来说，那也是一个春天般的起点。
　　我就读的杜关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生物老师毕业于兰州大学，能育出一尺多长的麦穗；物理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英语老师毕业于河南大学，讲课时口齿清晰。3年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的英语基础。后来我回到陕西洛南，在全县学校普遍未开英语课、中考英语人均仅20多分的情况下，我却以75分的成绩，成为当年应届生中唯一金榜题名者。2011年7月，当我坐在电大专升本的英语考场上，依然能所向披靡。
　　那时我正青春年少，记忆力好得像透明的蜡纸、刚开刃的磨刀石。教科书里的知识一一落入眼帘，我的大脑仿佛装上了相控阵雷达。我也因勤奋好学，稳坐全年级第二的位置。
　　1981年3月，我从河南回到洛南三要老家，经过三个多月的昼夜奋战参加了中考。不料考语文时，我将70分的“语文基础知识”答在原试卷上，答题卡一片空白，最终以8分之差未能考入重点中学，只能在三要中学读最后一届高中。我本酷爱文科，可在条件简陋的镇办高中，只好选了理科。1984年秋，我以班上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咸阳机器制造学校，一所中专院校。
　　毕业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人们对大学生有着“一代天骄”“大熊猫”般的羡慕。每次填写“学历”一栏时，我心里就发怵。我总认为中专与大学的差别判若云泥。
　　或许是因为学理工科，我疏于对文史地理的研习，竟分不清二十四史的清晰轮廓。这一差距，让我倍感知识匮乏。
　　感谢开放大学——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让我在工作之余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011年夏天，我如愿报考了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从此开启了系统学习的历程。我坚信，要真正把握汉语言文学的精髓，必须从阅读原著经典开始。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坚持阅读经典两小时的计划。
　　外国文学方面，从《堂吉诃德》《喧哗与骚动》到卡夫卡、马尔克斯……我的文学视野不断扩大，创作能力也得到提升。从1998年至今，我已在《中华散文》《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散文200多篇。2009年，我的散文《生命的钥匙》被选入中职人教版《语文》教材。
　　为了提高逻辑思辨能力和审美情趣，我涉猎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清晰梳理出“能指”与“所指”——比如玫瑰花的能指是一朵花，其所指是爱情。我还认真学习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学会在事物的边界处发现新的关联与起点。
　　在开放大学学习的3年里，每次领教材、交作业、参加考试，周复民老师总是热情而耐心地发信息、打电话。还有文学造诣极高的刘剑锋老师，他在辅导我写作时说：“词语只有放在句子里才有生命——就像叶子一样，唯有长在树上才有生命。”还有率性真诚的周婷老师，她曾绘声绘色地讲起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面对黑潭水吟诵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最令我难忘的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刘老师。她三番五次地修改我论文中的标点、句子和结构。我的论文题目是《三毛和她的艺术世界》。答辩那天，老师问我：“三毛前期作品清新明快，后期却暗淡郁悒，为什么？”我回答：自从荷西潜水身亡后，三毛便失去了精神依托，笔下自然充满了伤痛。或许因我“一语中的”，答辩老师当场让我通过。而一同答辩的另外五名学员，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
　　毕业后，我听说那位整日伏案为学员修改论文的刘老师突患眼疾，在西安住院。我心里像被麦芒刺了一下。
　　如今，我已从开放大学毕业多年。开放大学那自由开放、严谨务实的教学理念，让我这个曾与大学失之交臂的人有了重新深造的机会。那种创造性的自主学习模式，也让我养成了“每天读书两小时”这个受益终身的好习惯。
　　感谢开放大学，给了我深厚的学识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每当我回望那段求学岁月，总想起那些深夜里伏案读书的背影，想起老师们窗前不灭的灯光。开放大学不仅点亮了我的大学星空，更照亮了我此后人生的每一步路途。
　　愿开放大学的明天，像一轮朝阳，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潮流中蒸蒸日上！也愿每一个像我一样曾经与大学擦肩而过的人，都能在这片没有围墙的校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