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吃大锅饭，大伙儿在一起干活，热闹。插科打诨的段子层出不穷，几句没盐没醋的话，惹得叽叽喳喳半天。就说抬杠打赌，那更是屡见不鲜。
　　谷峪口的仁家凹队，最爱打赌的莫过于仁万顺。他当过生产队保管员，队长也当得几进几出，卸了干部又当社员。第二个爱打赌的就数仁秉义，他是出峪招了上门女婿，平时半天憋不出一个响屁。
　　小满已过逼近芒种节令，“算黄算割”由南岭唱到北沟，风吹麦浪一片一片地泛黄。将要进入“三夏”大忙，生产队把男劳力编了组，每天轮一组给牲口割青草。男劳力平时一晌四分工，割一百斤青草挣十分工，编组便于平衡各家的劳动报酬。
　　仁万顺是个彪形大汉，担担挑挑的活儿无人匹敌，他的扁担在村里最厚也最易折。仁秉义瘦蔫，个头低，身高不及仁万顺的肩膀，担挑的功夫未曾显山露水。太阳升过头顶，有人担着青草往饲养室挪，草担子闪得富有节奏，却看不到担担人的模样。
　　社员散工正好路过饲养室，低一声高一声闲扯议论，都为仁秉义的担子喝彩。秤平斗满算最公道，两个壮汉盯着秤星惊呆了，两捆草共计二百四十五斤，饲养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大伙即将散去时，仁万顺担着草担摇晃进来，只见他赤膊光膀一脸汗水。
　　饲养员捞起秤说：“又回来一个愣娃么，你咋不把山担回来呢？”仁万顺擦擦脸上的汗说：“我没有秉义哥担得多！”仁秉义吐出烟圈瞅着草捆说：“你肯定比我担得多，咱打一盒‘羊娃烟’的赌。”仁万顺说：“若比你多一斤，我买一盒‘羊娃烟’。”大家看热闹不嫌事大，仁万顺一担草称了二百四十六斤半，比仁秉义多出了一斤半。仁万顺掏出烟，心里其实不服，那么样的一担草，多几十斤看不出来。大家抽着烟，议论着今天的打赌，饲养室充满欢快的笑声。
　　新麦在“算黄算割”声里上场，标志着“三夏”大忙到来。生产队出台夏收纪律，没有要事不得请假。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正好附近的街上逢集。割完坪里三亩麦子，队长让社员在树荫下歇息，闲侃围绕着端午节展开。仁秉义背靠着大树打盹，仁万顺却高喉咙大嗓门，酸段子谝得正热闹。
　　乡路上一个年轻女子，头戴一顶白色细草帽，上身是红格子衬衫，下身是一件蓝色细布裤子。她手里提着竹篮，步子迈得轻快急促，帽檐下一张俊脸时隐时现。闲扯的话题很快转到眼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论来人，押注判断女子究竟是谁。仁万顺手舞足蹈地说：“哈哈哈，谷峪里赶集过路的，她到跟前我就敢掀开帽子瞧瞧……”
　　“你绝对不敢，我敢和你打赌！”靠着树打盹的仁秉义呼地站了起来。“赌就赌，仍赌一盒‘羊娃烟’，若不是山里边上集路过的，我买一盒‘羊娃烟’。”“叔，你们都在这割麦呢！”年轻女子眨眼间就到跟前，原来是仁万顺的侄女来送油糕。仁万顺脸涨得通红，扭曲的表情甚是尴尬。仁秉义瞪大了眼睛，赶忙掏出自己的烟发，树底下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夏粮入仓接近尾声，回茬秋播种已经收尾。一天中午，男女社员在河边挖蒜。这一片近河的沙土地，偶尔埋一回“火蒜”意外丰收，挖出来的“火蒜”好大一堆。说是“火蒜”，就是蒜皮紫红，吃起来辣得很有威力的蒜。保管员兴奋地在蒜堆里翻捡，举着几枚特大号独蒜赞不绝口：“嗬，我没见过如此大的独蒜。”仁万顺接过蒜举过头顶，高声说：“呀！一斤称三个的独蒜，不就馍谁能吃下三枚不流一滴眼泪，今天分的蒜我不要了！”一直坐着抽烟的仁秉义站起来说：“说话算数？”仁万顺站在一块石头上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仁秉义剥了三枚独蒜，“咔嚓咔嚓”眨眼间吃光，一滴眼泪也未见。仁万顺没料到又赌输了，全村人都瞪圆了眼睛。
　　田家少闲月，忙罢的农人仍不闲着，妇女锄秋，男社员要翻早麦地。正午是一天里最热的时段，一位锄豆的妇女去涝池洗手，发现两个孩子正在水里扑腾。涝池的水足有一人多深，两个孩子已无力扑腾，便伸出锄把拉上来一个，另一个仅剩下半个脑袋浮在水面上。她赶紧放开嗓门喊叫，附近翻地的男劳力闻声赶到。
　　两个孩子都拉上来，没人认识，只见娃四肢瘫软，奄奄一息。众人尚在七嘴八舌，纷纷议论娃性命难保。“他分明还有气息，我赌能救下这碎娃的小命。”光着膀子的仁万顺分开众人，背起孩子向镇上医院飞跑。“我也赌能救活！”刚从地里赶来的仁秉义，再没多说一句话，紧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