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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3年07月17日 上一版  下一版
一个秦岭与人双向奔赴的故事
陕西日报记者 申东昕
文章字数:2478
  土地贫瘠,山路蜿蜒,靠天吃饭……如果你是一个旅人,初次见识牛背梁,一定会这样猜想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和状态。
  的确,秦岭山脉里的牛背梁人,一年在土里刨出的苞谷、土豆、红薯,甚至难以满足一家人的饱腹之需。然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秦岭相处,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双赢之路。
  从排斥到开放接纳,再到主动保护,通过社区共管,村民们从生态保护的“可能破坏者”变成了“共同管理者”,从“被防范者”变成了“保护者”。现在的他们,不仅是绿水青山的体验者和受益人,更是大秦岭的直接保护人。
  牛背梁的故事,不仅是人与秦岭双向奔赴的动人故事,更为秦岭保护中的社区共管提供了可参考的先例。
   矛盾:被“入侵”的小农经济
  柞水县营盘镇的朱家湾村原来叫老林头。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这个地方:“老林头,老林头,吃的石蜡菜,点的松树油。”
  这里的贫困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靠山吃山、有木伐木、有药采药。
  1987年,牛背梁保护区设立后,加强了对区内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大大限制了当地村民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传统生计方式大受冲击。
  “牛背梁保护区老林保护站刚建立的时候,村民们都不可避免地有抵触情绪。因为‘保护’二字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约束。村民昨天还在野地里撒欢,今天却可能不小心踩入‘禁区’,或是因为伐木、采药受到批评教育甚至处罚。”朱家湾村原书记严成学从1984年就在这里当村干部,回忆那几年的日子,记忆犹新,“那时候,村民们包括我自己都很纳闷: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山林,怎么就忽然不让进了?我们就靠伐木赚钱,忽然不让伐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一时间,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也随之而起。
  “以往,牛背梁人世代延续着小农经济。我们目睹过经济发展对山林的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其实是深深刻在大家脑海中的。”严成学说,“保护区的成立,契合了当地人恢复生态的想法,却是以非本土的‘入侵’姿态进入的。道路的修建,新制度的建立,森林公园的建设……一件件新鲜事物从山梁外不断涌入,让我们慌了神。”
  如何转变和改善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与社区的合作,进而让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到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中来,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牛背梁管理局)一边加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教育,一边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收入,减少群众损失。
  牛背梁管理局通过学习和考察,掌握了培育野生药材的技术,并传授给当地群众。在他们的扶持下,朱家湾村10户里就有3户在种植猪苓和其他药材,收入可观。
  随后,更好的转机出现了。
  转机:旅游经济与迅速调整的生活方式
  在接受采访中,严成学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这里野生动物众多,大家的庄稼老被野猪糟蹋,动不动就减产一半以上。  
  村民没法生活,经常来村委会投诉。过去,我的一个工作就是帮村民打野猪。现在,野猪照样下山觅食,来投诉的老百姓却几乎没有了。”
  这是为啥?原来,其他的营收越来越多,老百姓们逐渐不跟野猪“死犟”了。很多村民甚至主动把一些坡度大、闲置多的土地退耕还林了。
  什么营收把他们“解救”了出来?是旅游业。
  牛背梁的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一些休闲度假区开发起来。部分村民买了农用车,投入修路、建筑等工程,积累起了第一桶金。等到路修好时,国家森林公园也开始接待游客,旅游市场培育起来了,那些积累了建设资金的村民便开始摸索着开农家乐,或是养殖鳟鱼开发生态饭庄。如今,这些先行者收入可观,其他村民跃跃欲试,为这些农家乐帮厨种菜,间接加入到生态旅游的产业链中。
  据调查,全村60户左右的农家乐中,情况最好的年净利润能达到20万元。规模最小的农家乐也有2万元左右的净收入。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让村民们富起来,也打破了保护区与群众的僵局。
  过去,当地群众靠山吃山。保护区成立后,他们不能再随意上山伐木采药狩猎,但野猪、狗熊等野生动物还是经常糟蹋庄稼。村民们只遭受损失,没有尝到保护的甜头,意见很大是必然的。
  “在多年的保护工作中,我们发现一条规律:越是农家乐开得多的村子,保护宣传工作越好做。”牛背梁管理局局长白光锋说,“旅游与农家乐这些新产业的发展,开启了当地社区对牛背梁保护区从被动到主动接纳的改变,村民们也主动参与到保护自然生态的行动中。”
  转变:从被监督到主动保护
  “保护站成立以后,站上的同志们经常会给我们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和动物保护法,也会对我们伐木和打猎的行为进行处罚。说实话,那时候挺烦他们的,觉得是他们斩断了我们的财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朱家湾村村民李保明说,“可是保护区的同志们从来不怕村民们的冷脸,年年进村庄、月月搞宣传。他们说保护环境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不能把青山绿水变成穷山恶水,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说得多了,我们听得也多了,也受到些影响。但是反过来一想,就算环境变好了,你们也不给我发一分钱,我们的生活也没啥变化,说那些顶用吗?”
  村民们对保护区的抵触情绪从10多年前开始有了转变。那时候,村里大概有10户村民试着开了农家乐,当拿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李保明终于相信,原来我们的好环境这么值钱,不用伐木、挖药也能挣钱。
  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观念的彻底转变。
  “现在再也没人愿意上山伐木打猎了。上山又辛苦又违法,都不愿意去干那事呀!”李保明自己开了个农家乐,不仅不砍树打猎,还在闲暇时间义务巡山,“现在我们还是靠山吃山,不过靠的不再是破坏环境而是保护环境。我们已经把保护站的同志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也愿意和他们一起保护环境,保护好秦岭的绿水青山。”
  李保明不是个例。在对周边村多个村民的采访中,“从排斥到接受”“认为自己的好生活来源于好生态”“从被监管到主动保护”等思想和行为的转变在交谈中高频出现,成为村民们的共同认知。
  “保护区、隧道、森林公园、农家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牛背梁逐渐形成了新的生态链:人类生活生态链。这条生态链与保护区的自然生态链形成了一种双链模式,相互依赖、影响甚至决定。村民们知道,如今的旅游资源深深依赖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自然生态曾经展示出它的脆弱性和难以修复性,因此更值得我们细心维护,为自己,也为子子孙孙。”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