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敌情

和战友一起谈心

　　作者简介：陈国祯，商洛市商州区人，1972年入伍，在新疆军区阿勒泰边防某部服役，先后担任部队指挥职务，足迹遍及天山南北；除了军事工作，也做过文化宣传工作，撰写了大量与军队工作相关的稿件。20世纪90年代末离开部队，转业至乌鲁木齐市环保部门，担任过商会的监事，为商洛有关部门与当地的联络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也为商洛在疆乡党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像大多数和平年代的军人一样，我的档案里“是否参战”栏空白了26年，直到脱下军装10多年后，当年与我同班的同乡战友党君曹到阿勒泰军分区申报参战认证获批，我才知道，我也曾经参战。
　　说起我的参战，总觉得有点离奇。
　　那是1974年初春三月，阿尔泰山下的戈壁草原还是冰天雪地。位于阿勒泰盐池镇正北5公里戈壁上的独立骑兵二团营区，悄悄地蒙上了战争的阴云。
　　当时，中苏交恶，苏军在我边境陈兵百万，人们对发生在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和新疆塔城铁列克提战斗记忆犹新。从当兵第一天起，战备等级一直在一二级间转换，从未解除。我所在的独立骑兵二团是驻阿唯一一支步骑混编部队，其作战区域和作战任务不必赘述。三月，正值老兵刚刚离队，新兵刚刚下连，哈巴河边境一个突发事件又把部队强行拉入最高战备等级。敌情通报显示：3月14日，苏军一架直升机入侵我哈巴河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因油料耗尽而迫降我国境内，两名飞行员被当地哈萨克民兵抓获，而后交由军方转送乌鲁木齐。苏军对此反应强烈，我哈巴河正对面一苏军摩步师向边境突进，在距我边境约20公里处集结，随时可能发起攻击，战端一触即发。
　　面对突发情况，我方迅速应对。哈巴河边防营一线连队按军分区作战部署，已携火箭筒、无坐力反坦克炮进入地面阵地，战士们穿着皮大衣、毡筒，荷枪实弹，昼夜不眠，随时准备迎敌。驻布尔津我二营六连已奉命急赴哈巴河县城，随时执行增援任务。所有驻阿部队（含农十师现役团）以及兵团民兵、地方民兵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哈巴河的各族群众紧急动员，拥军支前，把奶茶和热馕送到一线堑壕。
　　我所在的二营机枪连，是配属步兵分队作战的重火器分队，一、二排各装备三挺53式重机枪，三排装备三挺53式连用机枪，具体战斗作用是实施火力压制。那是个周日下午，团作训参谋曲满屯跑步来到连队向王天宝连长传达紧急作战任务：由王天宝连长带一排前出哈巴河配属作战（排长鲁仁成探亲未归）。我当时刚任一排三班副班长，是条令规定的机枪射手，便自然成为赴战分队的一员。
　　作战准备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政治指导员曹廷焕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随后便是检查装备，领取弹药：单枪除现装的4盒1000发53式7.62步机弹外（每盒装满弹链250发），另带两箱3000发；单兵物资增发两个急救包和一袋干粮。最叫人难受的是每人必须把衣物等个人物品用白包袱皮包起，并写清家庭地址和收件人，便于牺牲后将遗物寄给父母。至于个人的姓名、单位、血型，已在领章后面注明，以备负伤急救和遗体辨认。登车前的告别显得十分沉重，要走的和留下的都一脸凝重，告别的话也十分简洁，要走的说“上了，再见”，留下的说“平安回来”，但那一双双手却紧紧地握着，用力地摇着，因为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从接受命令、战前准备，到登车行军，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面临生死的心理考验。平时天天喊战备，习以为常，天天重复着“狼来了”的故事，突然要首当其冲、奔赴战场时，便不由自主地出现紧张、焦虑、慌乱、恐惧的心理。
　　从盐池营房出发，军车在暮色下的冰雪路上颠簸前行。连长王天宝让一班班长坐在驾驶室带车，自己特意与我们一起挤在车厢里，见大家紧绷着脸默不作声，便笑着问：“咋都不吭声？”接着，给我们开导说：“要打仗了，紧张、害怕很正常，但请大家记住，打响后，一不要慌，二不要怕。老毛子没什么可怕，珍宝岛咱打胜了，他们也不过如此。关键是我们要有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要有敢打必胜的信心。”其实，连长也是初次参战，他的沉着、冷静、乐观，来源于多年的磨炼，来源于对党和祖国的忠诚。连长的笑声和寥寥数语，竟神奇地消除了我们的紧张和恐惧。连长又不失时机地让我起歌，全排齐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响亮的军歌在空旷的雪野里飘向远方。
　　到达布尔津已是晚上10多点钟。随行的八一电台接到“在布尔津六连宿营待命”的命令。六连营房人去屋空，宿舍因出动仓促有些杂乱。各班稍作打扫，烧起火墙，擦去枪身、枪架上的水汽，便盖上大衣，和衣而卧。连长特别交代：任何人不许脱衣睡觉，要随时准备紧急出动。
　　第二天，团部命令继续待命。随行炊事员利用六连锅灶准备饭菜，运送我们的军车受命返回团部，紧急征用地方运输公司的两辆卡车准时开进六连，将配属我排行动。随车4个司机不太年轻，但对我们“每两小时发动一次车”的要求毫不马虎，他们也在准备随时出动。
　　待命不是休息。连长立即组织我排以班为单位开展战术训练，特别对“利用地形地物、重机枪阵地选定、阵地构筑”进行突击训练。这些内容对我们三班尤其重要，因为三班战斗力最弱：班长杨新军是1971年1月入伍的洛阳知青，上一年由文书改任，说话轻声细语，缺点杀气；两位1970年1月入伍的老兵张朱堂、郭志科，原是连司号员、卫生员，刚下班；与我同年入伍的党君曹身材敦实，有把力气，专扛枪架；同乡寇发民刚从特务连调入，还没入行；刚下班的河北博野新兵储金贵，身材瘦高，有些单薄；我刚从代理文书改任，枪能打响，但对战术一窍不通。好在大家对战前训练格外重视，特别认真，每日两个半天，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在起起伏伏的雪野里摸爬滚打。我那时很瘦弱，肩上扛着近14公斤的枪身，脚下蹚着深到大腿的积雪，一会儿冲击占领阵地、架枪，一会儿拆枪、扛起枪身再冲击，右肩被枪身反复压碰，疼得我咬牙切齿，动作还不敢走形。每天训练结束，总是汗透棉衣，头冒热气。回到宿舍，第一个任务是烘烤衣服鞋帽，再就是给红肿的右肩涂松节油。
　　在布尔津待命，最难熬的是夜间。半夜里，发动汽车时喷灯的嚣叫（老解放车在严寒条件下发动时要用喷灯加热，声音很大），摇把与发动机碰撞的“喀喀啦啦”的声音，常常将人从梦中惊醒。此时，总不免胡思乱想。我想到，我们作为第一梯队，要阻挡敌人的第一波攻击，生还可能不大。因为与苏军相比，我方的装备、兵力相差悬殊，双方一旦交火，我方如能阻挡一个小时，就算是理想的结果。老兵都知道，边防部队当时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敌情，能抵挡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阿勒泰战区又与二线野战部队相距数百公里，属孤军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那时那刻，我想起爬楼山下的那个山村，想起孤身一人含辛茹苦把我和弟弟拉扯大的父亲，恨自己参军离家时竟忘了给他磕个头，感谢他的养育之恩。我想到，如果我牺牲，为父亲养老送终的责任可由弟弟承担，只担心父亲接到白布包袱时能不能挺住？想到这些，忍不住泪流满面。不知道临战前其他人是不是和我一样？但想归想，作为军人上了战场，就必须擦去泪水，抱定必死的决心，与敌人拼命。我知道，马革裹尸是军人的宿命。
　　大约10天后，一个预料不到的结果突然降临。团部命令，要我排即刻返回部队，因为苏军后退撤兵，形势趋于缓和。我们猜测：也许是苏方顾忌被俘飞行员安危，或是忌惮我阿勒泰战区的全民皆兵，还有我方从飞机上获取了多少机密（苏方飞行员被俘前已销毁了所有涉密资料）。
　　回到连队那天，指导员曹廷焕专门组织二、三排的战友夹道欢迎。与送行时不同的是气氛十分热烈，相互敬礼时满面笑容，“欢迎同志们回连”的口号让我们激动万分，大家的双手依然紧握使劲摇动。那一刻，我感到连长和战友们格外亲，感到我们的连队格外暖。当曹指导员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湖北话叫一声“陈国桢”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谁能想到我们这个排在连长带领下，竟兵不血刃、没有牺牲、没有伤残、没有减员，完完整整、活蹦乱跳地回来了。
　　我做梦也想不到我排参加的“3·14”行动叫作“参战”。当年，我排只是“3·14”棋盘上的一个小卒，这个小卒只向前拱出一步，连楚河汉界也没有过去。我们没有看见苏军一兵一卒，没有按下击发片射出一发子弹，我们连哈巴河老乡拥军的奶茶也没喝上一口，仅仅在布尔津待命10天，仅仅经过了一次参战的心理考验，仅仅受到几天空前的严酷训练。所以，我从来不敢说我参过战。
　　对我来说，参加“3·14”行动只是一段人生的经历，但对一些退伍后返回农村、没有工作、现已步入老年的战友来说，却意义重大。感谢党和祖国还记着我们，记着近50年前，在祖国版图雄鸡尾巴那个地方，因为一群年轻战士的冒死守卫，强敌的铁骑未敢踏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