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回家，看到父亲在门前磨刀石上磨镰。我有些不解，好多年都没种麦子了，磨镰干啥？问过母亲才知道，每当“算黄算割”叫的时候，父亲都会从老屋山墙上取下镰，在门口磨刀石上磨一会儿，背上背篓，叫上老黄狗，到以前种小麦的地边走走。那几块地多年前已种上矮化核桃，无麦可割，父亲用镰把树下的杂草割一遍，然后回家。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又过了一把割麦子的瘾。
　　小时候，我家有五亩地，三亩种麦子。父亲在当时的杨峪河公社工作，麦熟时也是公社干部催收公粮最忙的时候，每次只能请到一周左右的麦忙假，因此我家收麦子就好比打仗一样，节奏紧张，是丝毫懈怠不得的。麦忙假的早上，在杜鹃的叫声中，我睁开双眼，太阳已爬上窗户，父亲母亲已割完一块麦子回来做早饭了。我有些惭愧，急忙帮母亲烧火，母亲则会给我叮咛一下，如何水烧开后往锅里撒糊汤面，如何腌莲花白。安排妥当，就与父亲到打麦场上晾晒背回来的麦捆去了。
　　吃过早饭，我和父亲一块去地里割麦子。中午的太阳发疯似的用阳光的针刺着我的背，我就跑到树下乘凉，有时也回家给父亲的大塑料水杯添一次水。看着父亲挥汗如雨地劳作，我心中不忍，回到父亲身边，在割下的麦前蹲下，抽出比较长的还未完全成熟的麦子作为系麦捆的“腰子”，以便父亲割完之后捆麦子用。父亲捆麦子的技术很高，他把麦子放在两节系好的“腰子”上，双手扯住“腰子”两头，用膝盖下压麦秆，同时双手使劲儿一转，然后顺时针旋转几下，把“腰子”头别进去就成功了。我曾模仿他捆过麦子，但不得要领，走到半路麦捆子就散开了，为此常遭母亲的责骂。
　　收麦时最辛苦的是脱粒，需要多人协作劳动。打麦时，大家常常换工，邻居家要打麦，再忙也得去帮忙。我家打麦一般是父亲喂麦，我负责转移脱出的麦粒，母亲挑麦秆，帮忙的邻居给父亲递麦子或堆麦草垛。紧张脱粒完，所有人脸上蒙上一层土灰，父亲脸上只能看到两只眼睛，鼻子嘴巴早已黑得不成样子。虽然辛苦，但我还是很期待。因为打麦前，母亲会打发我到村里的商店里买回一包橘子粉和两打啤酒招待邻居。当然，我和妹妹也可以尽情享用。多年之后，想起橘子粉冲泡的果汁水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心里也充满了甜蜜。
　　脱粒之后是晾晒。小满过后，父亲就用铁锹把打麦场上的杂草铲掉，填平小坑，推着碌碡碾压场面。几番碾压后场面平平展展，严丝合缝，一个蚂蚁窝都找不到。晾晒麦子时，把麦子一袋一袋抬到场里，倒在芦席或篷布上，一个品种晒一张席，为的是来年的麦种不混杂。记得当时种的麦子有个子矮小长芒的“小燕六号”，有母亲称作“红麦”和“白麦”的麦子，当然我还是喜欢不长芒的麦子，因为长芒的麦子收割时会把手、脸和胳膊划出血口子，遇到汗水浸蚀，火辣辣地疼。随后，我跟着父母去地里点玉米，妹妹则在场上的老核桃树下看护麦子。有时正点着玉米，突然天上滚过一团黑云，轰隆隆的雷声由远及近，我们赶忙扛起农具往回跑，抢收晾晒的麦子。有几回还没收完，瓢泼大雨就来了，把我们淋成了落汤鸡。这些受到雨淋的麦子，母亲会把它倒在笸篮里用干毛巾一点点擦拭，直至把表面的雨水擦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故乡的麦田越来越少，麦收时的连枷声、脱粒机的轰鸣声渐渐离我们远去，我家也多年没有种小麦了。挂在老屋山墙上日渐生锈的镰刀，没有了用武之地。也许，它会在风吹雨淋中渐渐老去，像村里那一个个弯腰弓背、无庄稼可种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