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家落定，最让我喜欢的，是那面依墙而立的胡桃木大书架。一格一格，塞着满满当当的几千册书。它们被我一本本搬上来，旧书新书挨挨挤挤靠在一起，颜色深浅不一，像一块块庄稼地记录着不同时节的收成。午后的阳光斜洒进来，尘埃在光柱中飞舞。妻笑说，这哪里是客厅，分明是座小图书馆。我笑而不语，心中却分外踏实，这些伴我走过山山水水的老伙计，终于有了安稳的家。
　　说起这“图书馆”的根，还得说到老家那山套着山的小山村。冬天，屋里光线昏沉，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映着祖母缝补衣物的身影，祖父在烟雾里闷头抽他的旱烟，我则蜷缩在炕头靠窗的角落里看书。有一本没了封皮、纸页泛黄的《三国演义》，传到我这儿时，书角早已卷得像夏天晒蔫的菜叶子。字里行间，有用铅笔画得歪歪扭扭的线，还有生字旁边拿老家土话注的音。煤油灯火苗摇曳，光晕昏黄。为了看清那些小字，我不自觉把脸凑得很近，鼻子都快碰到纸了，那股油墨混着煤油的怪味儿，大概就是我最早闻到的“书香”吧。万籁俱寂中，书页里金戈铁马的嘶鸣、运筹帷幄的智慧，与眼前厚实的山壁，在油灯那圈昏黄的光晕里奇异地交织。这些书，像一把凿子，为我凿开了一扇望向山外世界的窗。
　　后来，我考到县城中学。头一回走进县图书馆，那一排排高大书架如威武的士兵方阵，站在其间仰头望去，无数书脊像无边的森林。一种渺小感夹杂着巨大的兴奋攫住了我。那么多书，它们安静地矗立着，仿佛蕴藏着整个世界的秘密。我借的第一套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抱着它走回宿舍，脚步轻快得像要飘起来，仿佛揣着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多少个熄灯后的夜晚，我蜷在被窝里打手电啃读，为克利斯朵夫的热血奋斗而沸腾，为他的困顿迷茫而泪湿枕巾。那些文字，不再是遥远的故事，它们似乎长到了我身上，成了我的筋骨。
　　几十年来，书越读越多，路也越走越远。走出秦巴山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甚至远渡重洋。即使身在异国他乡，行囊里总少不了一两本书。每到一个城市，我总去寻找当地的图书馆。在巴黎圣日内维耶图书馆，铸铁穹顶下，读者们埋头苦读，沙沙翻书声如宁静乐章。在明斯克，我瞻仰了形如钻石般的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但真正让文字与历史猛烈碰撞的，是在布列斯特要塞。站在弹痕累累的砖墙前，凝视着英雄雕塑，脑海中翻腾着《日日夜夜》与《围困》的血火画面……书中的铅字，骤然化作眼前触目惊心的创口。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叙述，它带着硝烟味和沉重的呼吸，扑面而来。这番亲历让我深切体会到，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是如何相互印证、血肉相连：书是指引前行的地图，而亲历则是地图上鲜活的坐标点，让理解有了温度与重量。
　　如今，童年那本卷边的《三国演义》、省下伙食费买的《鲁迅全集》、欧洲淘来的泛黄地图册，这些生命旅途中的故交，都安然栖息于客厅书架。每当伏案写作遇阻，我便踱到架前，信手抽出一本，读上几段。那些或辛辣、或温润、或奇崛的文字，常常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咕咚一声，瞬间激荡起新的涟漪，堵塞的思路豁然明了。如今，这满满一墙书，是我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支撑。
　　房子装修时，我特意叮嘱木工师傅将书架做深些，最里一层留上空。妻擦拭时曾问：“留那么多空不怕积灰么？”我想，这空位，是期待给以后的新书，也给未想透的念头，留点生根发芽的地方。
　　初冬午后，阳光从落地窗懒洋洋地洒进来。我窝在书架前的沙发上，随意翻着一本闲书。孩子趴在地毯上专心搭积木。忽然，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到书架前，踮起脚，使劲伸长小胳膊，终于够到了一本颜色鲜亮的图画书。他抱着书走过来，紧挨着我坐下，把书摊在我腿上，小手指着上面的画，奶声奶气地说：“爸爸，读。”窗外，隐约传来车流声；屋里，只有轻轻翻书的声音和孩子咿咿呀呀的说话声。阳光爬上他的发梢，也暖暖地照在摊开的书页上。书架的影子，把我们爷俩儿温柔地罩在里头。
　　此刻，我的“图书馆”，它不再仅仅是我个人跋涉的见证，而是向下扎根，向着更远的未来，悄然延伸。看着孩子亮晶晶的眼睛里映着书页的色彩，仿佛看到了当年油灯下那个对书本如饥似渴的少年。这方寸之间的书香，这思想的旅程，似乎又在经历着一段美妙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