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钟情于木雕，于沉默的木质躯体上刻下生命的体悟。黄海兮的《雕花》，在对六个独立故事的冷静旁观下徐徐展开，在黄海兮的“刻刀”下，雕花技艺中所要面对的一道暗藏的裂纹，一个坚硬的结痂，一片颜色浑浊的木片，连同一个个于时间中挣扎的生命，都被刻下与灵魂共舞的花纹。
　　雕花这门技艺本质上是“减”的艺术。《雕花》一章多次借章师傅的话讲述其工艺流程：“所谓刀工，要有腕力和握力，要由外及里，一层一层地剥开，这就是雕与刻的掌握，做减法造型，木纹与雕痕、光滑与粗糙、凹面和凸面、圆刀与排列、平刀与切削，都要做到用力得当。”黄海兮将这个过程写得极具仪式感，每一次运刀，都是人与材料、意念与世界的一次慎重对话。在其冷静又极为克制的文字中，雕花上升为一种有关减法的哲学反思。
　　小说中隐去了大城市的喧嚣，在对小镇的凝视中，底层社会的“众生相”油然而生。书中的“章镇”记录着小镇青年的挣扎、雕花艺人的窘迫与钢铁厂工人的无奈，更承载着一段又一段印象深刻的社会关系，如章师傅与毛细的师徒关系、吴春花与来花的母女关系、毛建设和毛蛋的父子关系等。在黄海兮的笔触下，寻常意义上的众生相变得不再晦涩而难以理解。如在《雕花》一章中，“他手上的厚茧已经不痛不痒，但心里的茧还在加厚。”通过这样细腻而简洁的笔触去诉说章师傅的内心波动。在减法中，隐去了人物的多面特质，通过放大人物的某一侧面，聚焦生命的坚守与人性的坚韧。小霞、来花、阿秀、小红等青年女性的塑造，既有命运重托下的被动无奈，又藏着个体置于时代大背景下的主动选择。
　　雕刻的减法在小说中获得了双重指向。一是对外在世界冗余的剔除，如无效的男女关系。二是对内心世界执念的放下。下岗工人、棉纺厂女工、雕花艺人、外卖员等，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在进行自我雕刻。在《大雨淋湿天空》一篇中，当小霞问道：“你家的那盏灯为什么一直亮着？”毛细回答：“其实这盏灯照亮的还有我自己……我们都需要一盏灯，彼此照亮。”在简短的对话中读者感觉到了角色内心细微的变化。在《大冶》中毛蛋对父亲死因的执着，直到篇章结束，真相揭晓，毛蛋和母亲搬离了钢铁厂，也暗示着执念的消失。
　　黄海兮的叙事风格是减法哲学在美学上的自觉实践。他用“极冷”的笔触书写“极热”的情感，这种冷体现为叙事的极度克制与留白。小说中没有大段的心理描写与抒情议论，人物与时代的阵痛都被压缩在简洁的对话与静默的动作中。《大冶》中毛蛋巡查父亲死因被抓时眼中强忍的泪水，《星辰，夜晚中醒来》里人物在深夜无言时的凝望。黄海兮减去了作者的全知视角，减去了戏剧性的强烈冲突，只留下了最精简的事实摆在读者眼前，并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故事中的每一段情节。
　　黄海兮的语言是沉静的，如溪水流过石滩，不刻意制造喧哗。车间沉闷的空气，黑夜无人的小巷，小镇灰蒙蒙的烟雾，都在试图将读者带回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这种沉静之下，是“情”与“暖”的温度，更是一种深沉的信任，信任文字本身的重量。
　　物是情感生成与留存的器具。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物，也承载着减法哲学的又一深刻隐喻。日渐稀少的手工家具、生了锈的工厂零件、损坏的广告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正在被减去的世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被时间隐去的物件成了唤醒集体记忆的容器，同时，这些旧物却又留存着一份尊严。雕花中的一件老家具，其价值不在于材料本身，而在于手的温度、使用的痕迹与时光的包浆。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黄海兮的《雕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逆向的沉思。它通过一群被时代“减去”的人，一种极度克制的叙事，一系列承载“消逝”的物，共同探讨了一个核心命题：当“拥有”变得不确定时，一个人究竟还能凭借什么来确认自身的存在，答案或许就蕴藏在这种减法练习本身之中。它不是消极的退避，而是一种主动的净化与聚焦。减去浮华的喧嚣，才能听见内心的声音；减去过剩的欲望，才能明晰真正的需要。黄海兮笔下的人物，正是在这种看似被动、实则蕴含主动选择的减法中，完成了对自身存在最庄重的“雕刻”。他们用沉默、用坚守、用对一个消失地点的回望，在时代的洪流中，艰难地雕琢着属于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初的形状。黄海兮用他沉静而锋利的笔触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雕刻——剔除了那些喧嚣的浮华，让我们得以看见在一切开始的地方，那个宁静、自足、等待被重新发现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