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斜川湾小学任教时，学校只有一位公办老师是校长，我们几位都是民办教师，我最小。
　　那会儿，村里没通电，家家户户都靠煤油灯照明。煤油灯大多是自制的，没有罩子，费油、不防风，也不精致。学校给老师配备了罩子灯。那种灯灯座和灯罩都是玻璃的，灯头是金属的，内置齿轮和棉条灯芯，通过齿轮控制灯的亮度，省油、防风、油烟少、亮度高。
　　老师大都是本村的，下午放学回家，第二天早晨到校。除非冬天农闲，学校有火炉才住校。校长是外村的，家远，经常住校。我高中刚毕业，怀揣梦想，加上家里的姊妹多，就经常住校。
　　夜晚，校园一片静谧，我和校长房间的灯常亮着。我在灯下钻研教材、备课、批阅作业，更多的是阅读文学作品。文学给了我广阔的视野，也激发了我写作的冲动。在罩子灯下，我写了一篇又一篇习作，每晚熬至深夜。
　　我熬的是时间，罩子灯熬的是煤油。冬天的夜晚，大家都住校，管后勤的陈老师会隔三岔五提着油壶，敲开老师房门，给罩子灯添油，来得最勤的是我的房子。看到陈老师提着油壶进来，我过意不去，说：“陈老师你别专门为我添油，我油完了，到你房子去。”他咧嘴一笑，说：“冬天我没事，能为大家多服务就多服务点。”
　　其他季节，我得三天两头端着灯，到陈老师房子给灯添油。陈老师上有老下有小，除了搞好教学，还要耕种家里十几亩地。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忙。多次去他房子添油，他都不在。我只好把灯放到他窗台上，该干啥干啥。再回来时，他仍不在，不过灯油已满，便端回房子。
　　有几次，我发现灯放了一天仍是空的，着急得问这个问那个，不是说他去街道采购东西去了，就是说在家忙着没来。我急得团团转。要知道，灯没油，晚上只有靠点蜡烛看书，蜡烛没有罩子灯亮，还用的时间短。那会儿，我对陈老师很有怨气。
　　灯没添上油，快放学时，我到晚上不住宿的老师房子里，这个加点，那个添点。有时，校长发现我房子点着蜡烛，便把他的罩子灯端过来，把仅有的半灯油添到我的灯里，说：“你要熬夜，我点会蜡烛就行。”
　　我对陈老师的怨气越来越大。有一次，我去他房子添油，陈老师正好在，我便带着怨气说：“好多次来，你都不在，我还是东借西借的油。”说完，自己拿起油壶倒起来。谁料，陈老师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邪气，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油壶，扭上盖子，放在一边说：“我又不是专门为你一个服务的！照你这样添油，学校的日子还过不过。”我听后，也不依不饶，大声说：“我管它日子过不过，反正我要添油。”“你就加不成！”陈老师把油壶提起来拿在手里喊道。
　　我正想发作，校长来了，把我拉了出来。我委屈地跟着来到他房子。校长拿出一根烟递给我说：“年轻人火气就是大，坐下坐下，先抽根烟消消气。”最后，从校长口中得知，陈老师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治不好，他这段时间跑前跑后，还坚持上班。
　　听完后，我虽然心里原谅了他，但在行为上，我决定不再到他的房子添油，自己到小卖部赊账买油，一次买一壶。我给小卖部的女子说：“先记着，等秋收过了，全部给你清完。”从此，我不再理陈老师。
　　不久，陈老师的母亲病逝了。我没有随礼，人也没去。
　　谁料，我婆不在了，陈老师和大家一起来了。临走，他问我：“过事的钱够不够？不够，我想法给你弄点。”我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要离开时，他拍拍我的肩，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说：“节哀顺变。”
　　种完麦后，我去小卖部清账，女子嘿嘿一笑说：“你的账陈老师都给你清完了。”
　　晚上，我用纸擦净灯罩上的油烟，扭动旋钮，痴痴地看着玻璃罩散发的亮光，心里乱糟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