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通衢 秦楚咽喉的千年驿路
文章字数：3327
陈朝阳 李 勇 程静
商洛，踞秦岭东段南麓，扼秦楚咽喉，因商山、洛水而得名。千百年来，交通脉络始终与这片土地的命运同频共振。从商於古道的马蹄声声，到如今高铁时代的风驰电掣，商洛交通历经起源、发展、飞跃三大阶段，完成了从“天堑”到“通途”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推动区域发展、连接内外世界的坚实脊梁。
商洛历史上发挥交通作用较大的古道主要有4条：商於道、义谷道、上津道和华阳道。4条古道经纬交织，奠定了秦楚咽喉的交通根基。
商於道通秦楚
商於古道肇起春秋，让今人抚今怀古。先秦时期的商於古道是商邑至於邑的水陆通道，史称：“商於古道六百里”，商於古道核心节点在商邑，古道经行武关至南阳郡，经过轵道、霸上、芷阳、蓝田、峣关、上洛、商县、武关、丹水、析、郦等地至宛城，全程约600里。这条被誉为“最早的高速公路”的古道，是贯通秦楚的交通命脉。
春秋末期，吴王阖闾联合唐、蔡两国，于公元前506年攻楚，一直打到楚的郢都。楚昭王狼狈逃往随国。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兵，在秦庭哭了7天7夜，感动了秦哀公，秦国派子蒲、子虎率兵车500辆，沿商於道去援助楚国，打退了吴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称商於道为武关道，于公元前220年下令在全国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驰道，武关道就是驰道中的一条。当时的驰道，宽约50步，每隔3丈远栽一棵行道树。秦始皇利用驰道“亲巡天下，周游远方”，5次出巡，有两次是经过武关，隆重的仪仗队和庞大的车队随驾，浩浩荡荡通行于商於道，可见秦代的商於道相当宽阔平坦。
西汉建都长安，武关道是长安至南阳的重要通道。自长安至南阳，直接沟通关中平原和南阳盆地两大区域。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绿林军、赤眉军西攻武关，武关道仍是一条关系皇权安危的重要军事要道。
唐代，商於道改称商山道或商州道，是京师长安通往东南的国道，官府为保障公文传送与官员歇宿，多次拓修并增设驿站，《唐会要》中称其为次驿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兵攻长安，郭子仪率部东经蓝田、入牛心谷、倒回口，至商州。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华役工十万，开凿偏道规避水潦，修桥建舍，打通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里山阻，极大便利行旅。此道亦是盛唐“诗歌之路”，李白、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文人墨客途经抒怀，留下诗词千首，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明清两代，商於古道迎来鼎盛期，沿途驿站、铺舍星罗棋布，今商洛境内就有说法洞铺、胭脂关铺、麻街铺等20余处铺舍，铺兵、驿卒各司其职，保障着政令传达与物资流通。这一时期的交通，虽以骡马、舟楫为主要工具，道路崎岖艰险，却奠定了商洛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也孕育了兼容并蓄的秦楚文化，为后世交通发展打下深厚基础。
义谷道越终南
义谷道为商洛西部重要古道，横跨秦岭终南山脉，连通汉江、旬河与乾佑河，是长安通往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的交通捷径。据《咸宁县志》载，其道自西安省城南至孝义厅城，全程约270里，为孝义赴西安咽喉要道。
义谷今称大峪谷，西临锡谷（即今小峪谷），东临库谷（为今库峪河源出之山谷），锡谷道和义谷道分别沿二谷越秦岭后，并为一路，库谷口与义谷口、锡谷口有东、西大道相连通。由乾佑县西行，与子午道合，西达汉中。由乾佑县南行，至镇安县后与库谷道合，沿乾佑河而下，达旬阳、金州。《长安志》记：“锡谷东南有路至旧归安镇。归安镇在乾佑县南一百二十里。”旧归安镇在今镇安县附近。所以，古代由终南山直穿秦岭至金州的捷径，在乾佑、镇安以北为3条谷道，在镇安以南合为一条沿溪路线经旬阳至金州。谷道主次分明、路网相连，主干道宽7.5尺可通车马，岭低坡缓便于通行，民间亦有“小峪石头大峪坡，大峪好走远得多”的俗谚流传。
商代初期，义谷道已作为人行通道开通，雍梁先民翻越秦岭、沿乾佑河谷迁徙定居，印证古道雏形已成。西周后期，孝义川因贤臣张仲“孝友”美名得名，彼时道路畅通，方支撑深山与关中的文化往来。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曾加以拓凿，运送终南山上的木材。
唐代，乾佑河流域与关中联系愈发紧密，古道通行更为频繁，唐玄宗天宝年间“荔枝道”（汉子午道）长安、子午谷口一段道路，可由长安至子午谷口，再折东沿终南山山前大道达于锡谷、义谷、库谷、石门谷等。
宋代，相传赵匡胤于道设“耍钱场”便民休憩，宋金对峙时此地设营盘驻军，古道兼具民生与军事功用。元代重视交通枢纽价值，元顺帝至正十二年辟义谷道连通金州与湖广驿路，创置七驿，成为关中通汉中的便捷官道。明代仍为官方驿道，清代拓为驮运道，清末因河谷艰险改线绕行，延续交通命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乙宫至安康驮运路、镇柞公路、西柞公路均沿古义谷道修建，西康铁路、西康高速、西康高铁亦循其脉络规划建设，古今交通选址高度契合，这条千年古道始终承载着关陕与陕南的往来流通，成为区域交通发展的历史根基。
上津道连丹汉
商洛南部的交通要脉，可追溯至魏晋时期的上津道，是金钱河谷沟通汉江水运、连接江汉与关中的水陆古道。陆运从上津或漫川关出发，经南宽坪、板岩、色河铺、山阳县城、下官坊等翻越流岭抵达商州，与商於道会合后越秦岭入关中；亦可从色河铺越牛耳川，经柴庄、凤凰嘴至柞水，由义谷道直入长安。这条江南贡物转输京师的古道，是贯通秦巴腹地的关键交通廊道。
魏晋南北朝，上津初为金钱河畔的居民聚落。东晋时期通关市、招远商，南金奇货、弓竿漆蜡等汇聚于此，金钱河流域水陆交通得以开发，上津道运输繁忙，已然具备要道基础。南北朝时期，上津成为西通金州、北达商州的交通要道。
唐代，上津道因战乱数次成为京师财税转输的生命线。天宝末年安史之乱，汴黄漕运与武关道被叛军阻断，江淮物资经襄阳、汉水转上津道，北运扶风、长安以济军需；建中年间李希烈叛乱，丹江漕运与武关道再度阻塞，朝廷诏令修治上津道、增设驿馆以通邮传转运；泾原兵变后唐德宗南幸梁州，江淮财赋又沿上津道西运金州、汉中，解朝廷国用之急。唐廷特设上津转运使专司水陆漕挽，上津道作为战时核心驿路，断续使用20余年，撑起唐室东南贡赋转运的命脉。
明清时期，上津道设有驿站，用于传递公文及运送货物。清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多次用上津道运送军饷，1867年，由湖北拨银4万两由汉江入甲河，经上津、山阳陆运至西安。千余年来，上津道随全国军政形势兴衰废置，却留存了秦巴水陆联运的交通根基，也促成了江汉与关中文化的交融共生。
华阳道达豫晋
商洛北向交通的要脉，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华阳道，商洛地处华山之阳，故此道得名华阳道。其道跨越秦岭、蟒岭，贯通丹江、洛河与渭河水系，支线繁多，主线分为通潼关、通卢氏两条：通潼关古道自丹江龙驹寨起，西经刘家河、贺家村，北入老君峪、留仙坪，越蟒岭至洛南上镇，折北经庙坪、茶坊岭，跨洛河入柴峪沟，经商树、石坡、巡检、黑彰至大要岭接潼关界，全长约110公里；通卢氏古道自丹凤龙驹寨经老君峪、留仙坪越蟒岭，经洛南景村、古城、三要、鸡头关至箭杆岭入河南卢氏县，全长约120公里。这条连通秦地与豫晋的古道，是商洛北通中原的交通关键。
西周至战国，华阳古道已具完备通行基础。《洛南县志》记载洛南“至周则为武王归马地”，彼时已现车马道雏形；战国时期，此道通行能力已然成熟。公元前338年，商鞅遭秦惠文王缉拿，率商於私家军队沿华阳道北出击郑（今华阴），兵车畅行无阻，印证古道具备军事通行条件。
秦汉时期，华阳道依托全国交通体系成为关中联结商洛的北行要道，是配军政通行、民间往来、物资流转的重要路径，始终维系着关中与豫晋地区的地域连通。
唐代，华阳道作为商洛北向辅线，与商山道互为依托，共同构成长安通往东南、中原的交通网络，官府驿传、民间行旅经此道，补充着秦岭南北的交通脉络。
明清两代，华阳道成为陕豫晋商贸流通的核心要道。商州、洛南的矿产与土特产经此运往山西、河南，晋豫两地的粮油、食盐亦沿古道输入商洛腹地，骡马驮运、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古道柴峪沟段遗址至今留存，道宽2.2米，古时马蹄窝清晰可辨，险处栈道桩窝规整，尽显昔日古道通行风貌。
民国以前，华阳道依旧承担着区域物资流通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丹景公路、洛华公路等现代交通设施相继建成，昔日承载军政、商贸的华阳古道逐渐荒废，却镌刻着商洛北向交通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商洛连通中原的交通根基，为地域交通史留下了珍贵印记。
商洛，踞秦岭东段南麓，扼秦楚咽喉，因商山、洛水而得名。千百年来，交通脉络始终与这片土地的命运同频共振。从商於古道的马蹄声声，到如今高铁时代的风驰电掣，商洛交通历经起源、发展、飞跃三大阶段，完成了从“天堑”到“通途”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推动区域发展、连接内外世界的坚实脊梁。
商洛历史上发挥交通作用较大的古道主要有4条：商於道、义谷道、上津道和华阳道。4条古道经纬交织，奠定了秦楚咽喉的交通根基。
商於道通秦楚
商於古道肇起春秋，让今人抚今怀古。先秦时期的商於古道是商邑至於邑的水陆通道，史称：“商於古道六百里”，商於古道核心节点在商邑，古道经行武关至南阳郡，经过轵道、霸上、芷阳、蓝田、峣关、上洛、商县、武关、丹水、析、郦等地至宛城，全程约600里。这条被誉为“最早的高速公路”的古道，是贯通秦楚的交通命脉。
春秋末期，吴王阖闾联合唐、蔡两国，于公元前506年攻楚，一直打到楚的郢都。楚昭王狼狈逃往随国。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兵，在秦庭哭了7天7夜，感动了秦哀公，秦国派子蒲、子虎率兵车500辆，沿商於道去援助楚国，打退了吴兵。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称商於道为武关道，于公元前220年下令在全国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驰道，武关道就是驰道中的一条。当时的驰道，宽约50步，每隔3丈远栽一棵行道树。秦始皇利用驰道“亲巡天下，周游远方”，5次出巡，有两次是经过武关，隆重的仪仗队和庞大的车队随驾，浩浩荡荡通行于商於道，可见秦代的商於道相当宽阔平坦。
西汉建都长安，武关道是长安至南阳的重要通道。自长安至南阳，直接沟通关中平原和南阳盆地两大区域。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绿林军、赤眉军西攻武关，武关道仍是一条关系皇权安危的重要军事要道。
唐代，商於道改称商山道或商州道，是京师长安通往东南的国道，官府为保障公文传送与官员歇宿，多次拓修并增设驿站，《唐会要》中称其为次驿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兵攻长安，郭子仪率部东经蓝田、入牛心谷、倒回口，至商州。贞元七年（791），商州刺史李西华役工十万，开凿偏道规避水潦，修桥建舍，打通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里山阻，极大便利行旅。此道亦是盛唐“诗歌之路”，李白、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文人墨客途经抒怀，留下诗词千首，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明清两代，商於古道迎来鼎盛期，沿途驿站、铺舍星罗棋布，今商洛境内就有说法洞铺、胭脂关铺、麻街铺等20余处铺舍，铺兵、驿卒各司其职，保障着政令传达与物资流通。这一时期的交通，虽以骡马、舟楫为主要工具，道路崎岖艰险，却奠定了商洛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也孕育了兼容并蓄的秦楚文化，为后世交通发展打下深厚基础。
义谷道越终南
义谷道为商洛西部重要古道，横跨秦岭终南山脉，连通汉江、旬河与乾佑河，是长安通往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的交通捷径。据《咸宁县志》载，其道自西安省城南至孝义厅城，全程约270里，为孝义赴西安咽喉要道。
义谷今称大峪谷，西临锡谷（即今小峪谷），东临库谷（为今库峪河源出之山谷），锡谷道和义谷道分别沿二谷越秦岭后，并为一路，库谷口与义谷口、锡谷口有东、西大道相连通。由乾佑县西行，与子午道合，西达汉中。由乾佑县南行，至镇安县后与库谷道合，沿乾佑河而下，达旬阳、金州。《长安志》记：“锡谷东南有路至旧归安镇。归安镇在乾佑县南一百二十里。”旧归安镇在今镇安县附近。所以，古代由终南山直穿秦岭至金州的捷径，在乾佑、镇安以北为3条谷道，在镇安以南合为一条沿溪路线经旬阳至金州。谷道主次分明、路网相连，主干道宽7.5尺可通车马，岭低坡缓便于通行，民间亦有“小峪石头大峪坡，大峪好走远得多”的俗谚流传。
商代初期，义谷道已作为人行通道开通，雍梁先民翻越秦岭、沿乾佑河谷迁徙定居，印证古道雏形已成。西周后期，孝义川因贤臣张仲“孝友”美名得名，彼时道路畅通，方支撑深山与关中的文化往来。北周武帝保定二年，曾加以拓凿，运送终南山上的木材。
唐代，乾佑河流域与关中联系愈发紧密，古道通行更为频繁，唐玄宗天宝年间“荔枝道”（汉子午道）长安、子午谷口一段道路，可由长安至子午谷口，再折东沿终南山山前大道达于锡谷、义谷、库谷、石门谷等。
宋代，相传赵匡胤于道设“耍钱场”便民休憩，宋金对峙时此地设营盘驻军，古道兼具民生与军事功用。元代重视交通枢纽价值，元顺帝至正十二年辟义谷道连通金州与湖广驿路，创置七驿，成为关中通汉中的便捷官道。明代仍为官方驿道，清代拓为驮运道，清末因河谷艰险改线绕行，延续交通命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乙宫至安康驮运路、镇柞公路、西柞公路均沿古义谷道修建，西康铁路、西康高速、西康高铁亦循其脉络规划建设，古今交通选址高度契合，这条千年古道始终承载着关陕与陕南的往来流通，成为区域交通发展的历史根基。
上津道连丹汉
商洛南部的交通要脉，可追溯至魏晋时期的上津道，是金钱河谷沟通汉江水运、连接江汉与关中的水陆古道。陆运从上津或漫川关出发，经南宽坪、板岩、色河铺、山阳县城、下官坊等翻越流岭抵达商州，与商於道会合后越秦岭入关中；亦可从色河铺越牛耳川，经柴庄、凤凰嘴至柞水，由义谷道直入长安。这条江南贡物转输京师的古道，是贯通秦巴腹地的关键交通廊道。
魏晋南北朝，上津初为金钱河畔的居民聚落。东晋时期通关市、招远商，南金奇货、弓竿漆蜡等汇聚于此，金钱河流域水陆交通得以开发，上津道运输繁忙，已然具备要道基础。南北朝时期，上津成为西通金州、北达商州的交通要道。
唐代，上津道因战乱数次成为京师财税转输的生命线。天宝末年安史之乱，汴黄漕运与武关道被叛军阻断，江淮物资经襄阳、汉水转上津道，北运扶风、长安以济军需；建中年间李希烈叛乱，丹江漕运与武关道再度阻塞，朝廷诏令修治上津道、增设驿馆以通邮传转运；泾原兵变后唐德宗南幸梁州，江淮财赋又沿上津道西运金州、汉中，解朝廷国用之急。唐廷特设上津转运使专司水陆漕挽，上津道作为战时核心驿路，断续使用20余年，撑起唐室东南贡赋转运的命脉。
明清时期，上津道设有驿站，用于传递公文及运送货物。清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主张“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多次用上津道运送军饷，1867年，由湖北拨银4万两由汉江入甲河，经上津、山阳陆运至西安。千余年来，上津道随全国军政形势兴衰废置，却留存了秦巴水陆联运的交通根基，也促成了江汉与关中文化的交融共生。
华阳道达豫晋
商洛北向交通的要脉，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华阳道，商洛地处华山之阳，故此道得名华阳道。其道跨越秦岭、蟒岭，贯通丹江、洛河与渭河水系，支线繁多，主线分为通潼关、通卢氏两条：通潼关古道自丹江龙驹寨起，西经刘家河、贺家村，北入老君峪、留仙坪，越蟒岭至洛南上镇，折北经庙坪、茶坊岭，跨洛河入柴峪沟，经商树、石坡、巡检、黑彰至大要岭接潼关界，全长约110公里；通卢氏古道自丹凤龙驹寨经老君峪、留仙坪越蟒岭，经洛南景村、古城、三要、鸡头关至箭杆岭入河南卢氏县，全长约120公里。这条连通秦地与豫晋的古道，是商洛北通中原的交通关键。
西周至战国，华阳古道已具完备通行基础。《洛南县志》记载洛南“至周则为武王归马地”，彼时已现车马道雏形；战国时期，此道通行能力已然成熟。公元前338年，商鞅遭秦惠文王缉拿，率商於私家军队沿华阳道北出击郑（今华阴），兵车畅行无阻，印证古道具备军事通行条件。
秦汉时期，华阳道依托全国交通体系成为关中联结商洛的北行要道，是配军政通行、民间往来、物资流转的重要路径，始终维系着关中与豫晋地区的地域连通。
唐代，华阳道作为商洛北向辅线，与商山道互为依托，共同构成长安通往东南、中原的交通网络，官府驿传、民间行旅经此道，补充着秦岭南北的交通脉络。
明清两代，华阳道成为陕豫晋商贸流通的核心要道。商州、洛南的矿产与土特产经此运往山西、河南，晋豫两地的粮油、食盐亦沿古道输入商洛腹地，骡马驮运、车马往来络绎不绝。古道柴峪沟段遗址至今留存，道宽2.2米，古时马蹄窝清晰可辨，险处栈道桩窝规整，尽显昔日古道通行风貌。
民国以前，华阳道依旧承担着区域物资流通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丹景公路、洛华公路等现代交通设施相继建成，昔日承载军政、商贸的华阳古道逐渐荒废，却镌刻着商洛北向交通的发展轨迹，奠定了商洛连通中原的交通根基，为地域交通史留下了珍贵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