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蝉是孩子在路上捡到的。
　　七月的丹江公园，入夜后树影幢幢。一束束手电筒的光柱在树干之间晃动，像某种奇异的仪式——大人小孩都弓着腰，目光贴着树皮上下逡巡。他们找的是蝉，据说刚蜕壳的成虫格外鲜美。孩子不懂这些，他只是看见人行道上有个黑色的东西在爬，还被行人无意中踢了一脚，便弯腰把它捧了起来。
　　蝉的壳是棕褐色的，硬邦邦的，背上裂开一道缝，露出里面嫩绿的肉体。那一只后腿有些蜷曲，被踢过之后更显得笨拙。孩子说：“妈妈，我们带它回家吧，我要看它变出来。”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
　　我答应了。
　　我们把蝉带回家，安顿在阳台的一片绿叶上。孩子搬了小凳子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蝉偶尔动一动那条残腿，背上的裂缝似乎又张开了一点。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孩子开始扭动身子，看看窗外，又看看客厅的电视。二十分钟后，他站起身，说：“妈妈，它好慢啊，我先去玩一会儿。”
　　他没有再回来。
　　蝉还是那个蝉，背着它沉重的旧壳，固执地、缓慢地，一点点往外挣扎。我坐在孩子空下来的小凳子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孩子的兴趣来得快也去得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承诺要看一场蜕变，可他哪里懂得，真正的蜕变从来不是一场表演，而是一次漫长的、寂静的、无人观赏的挣扎。
　　夜深了，蝉终于完全钻出了旧壳，全身嫩绿，翅膀皱巴巴地贴在背上，像一个刚落地的婴儿。它的腿依然是跛的，但它的身躯完整了。我轻轻把它托起来，心里有了一个决定。
　　我不能让它就这样留在阳台上。明天太阳一升起来，它就永远失去飞翔的机会了。
　　于是我带着蝉下楼，在小区花园里找树。路灯的光有限，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一棵柳树，一棵槐树，一棵玉兰。我在近地面的树干上细细照过，蚂蚁在树根处蜿蜒而行，我不想要一棵有蚂蚁的树。蚂蚁会找到刚蜕壳的蝉，那柔软的身体对它们来说可能是一餐盛宴。
　　最后一棵是拐角处的梧桐，树干光滑，树根处干燥洁净。我把蝉轻轻放上去，它的爪子慢慢抓紧了树皮。明天天亮，它的翅膀会变硬，颜色会变深，它会变成一只真正的蝉。就算那条跛腿让它飞不高、飞不远，至少它是在树上完成的这一切。
　　我蹲在那里看了很久，起身的时候腿有些麻。抬头望望，楼上的阳台亮着灯，孩子大概已经忘了今晚捡过一只蝉。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些生命的变化，本来就不必被谁看见。我们以为自己是见证者，其实我们不过是在某个夜晚的路边，偶然停下来，看见了一段早就在进行的漫长过程。
　　那棵梧桐会记得，有一个跛脚的蝉在它的身上获得了新生。而我会记得，那天晚上我替一个睡着的孩子，完成了一个他许下却没能履行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