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柏峪寺中学读初二。齐长宏老师是校语文教研组组长，虽不教我们这一级，但每逢学校组织征文，组稿、改稿、选稿，都由他一手经办。
　　那天课间，他托同学叫我到办公室。桌角放着一沓稿纸，最上面那页，是我为《语文报》征文写的诗歌《望月》。他抬头看我一眼——微眯着眼，像在辨认什么。“是你写的？”我点头。他低头又看一遍，指着一处：“月亮像一枚褪色的邮票，能不能改成‘月亮是天空遗忘的一枚旧邮票’？更有味道。”我站在那里，没说话。他笑了笑：“立意不错。照我说的改好拿来，我帮你投寄。”
　　三个月后，获奖证书到了，附着一套书。他把证书递给我，书却留下，说借他翻两天。次日还回来时，书页间夹了张纸条。他说：“报社发的是奖，书给的是路。”后来我才知道，那套书是他自费买来送我的——怕我当作奖品随手一放，便不读了。
　　升上初三，齐老师做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板书好，字瘦而稳，一笔一画都收在该收的地方。晚自习后教室空了，我常在黑板上临他的字，一笔一笔地描，总差些意思。一次，他推门进来取落下的教案，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说：“先写稳，再写好看。”语气很轻，像在说一件极小的事。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写字，又不只是写字。
　　第一学期，他用了好几堂课讲汉字、音节、语法，主谓宾、定状补，一条一条写在黑板上。我那时爱写东西，喜欢生造词，觉得规矩捆手脚。有篇作文里写了“月瘦如眉”，他叫我去办公室，翻开一本词典，让我查“瘦”和“眉”。“月瘦如眉，瘦在哪儿？眉又瘦在哪儿？”我答不上。他合上书：“不急。”那两个字，后来他再没提过，我却记了一辈子。像他改过的那枚“旧邮票”，贴在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从未寄出，也未曾褪色。
　　大学毕业，回来我才知道，齐老师一直坚持写诗。在柏峪寺中学、庙坪中学那十几年，夜里忙完教务，他常在灯下写几行。有人问起缘由，他说：“当老师的，自己不敬畏文字，怎么教学生？”多年后我回想这句话，觉得他教的远不止语文。他是在用一个写作者的方式，告诉另一个想写作的孩子，这条路值得认真走下去。
　　后来，我离开洛南。齐老师从庙坪中学调至县教师发展中心。县委抽调他参与巡察，主要承担巡察报告的撰写工作。听县上的同行讲，他查台账、阅材料，看问题很具体很深入，一份报告反复打磨，无论是问题线索还是遣词造句，都务求精准。有年轻人劝他不必太细，他笑笑：“写东西的人，用词一定要精准。”九年来，他主笔的巡察报告从没出过一处分歧。我想起他说过的那句“先写稳”——原来他这一生，无论为学、处事还是做人，都在践行那三个字。
　　2013年初，我借调到县委办跟班学习，恰逢诗人远洲老师来洛南，刘剑锋主席约了县上几位文学爱好者，齐老师也在场。我们在南门口的烤饺店聊读书、聊诗歌、聊人生，直到深夜。那晚回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爬起来写了篇散文发在博客上，后来被《商洛公安》转载。偶尔翻出来看，那夜的灯火还在，那些话也还在。
　　我离开洛南已十三年。齐老师的诗常发表在《北京诗人》《星火》《散文诗》等报刊上，每读到一首，都觉得有余味。前几天下午，他从县作家群加我微信，聊了许久。临了，他说：“我最欣赏的是你的写作语言。”
　　屏幕这头，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三十多年前，他教我改月亮那句，教我查“瘦”和“眉”。那时他不会想到，那个在黑板上偷偷临字的少年，日后会真的以文字为业。我也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他会说，他欣赏我的写作语言。
　　窗外的月亮又升起来了，像一枚旧邮票，盖着三十年光阴的邮戳。他这一生，像一首写了许多年的诗，每个字都经过推敲，每一行都稳扎稳打。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句子，被他改过音节，校过语法，然后轻轻放回原处。能被这样的老师修改过，是一个句子最好的运气。而我这一生要做的，不过是从他那里接过来，再一句一句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