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河的水，清冽，也冷寂。七十里流水，九曲十八弯，从秦岭褶皱里挤出来，跌跌撞撞流向山外。峡河村便散落在这七十里褶皱里，十来户、二十来户，星子一般彼此相望，又彼此独立。地方边远，远到连贫困都显得陈旧，像墙角积了灰的蛛网。
　　峡河的地质，十分复杂和脆弱。每逢夏汛，山洪从各条沟岔里咆哮而出，裹挟泥沙与断木，把好不容易修起的大小路冲垮，把庄稼地啃得豁牙漏齿。水退之后，满目疮痍。因此，峡河的路，从来是修了断、断了修，像一条接不起的链子。
　　王义春1973年出生在峡河边，至今没挪过地方。秋天河滩上铺开白茫茫的芦花，风一吹，飘飘洒洒，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雪。他就是看着这芦花长大的。芦花轻，风往哪儿吹便往哪儿去。可王义春不是芦花，他像河边一块青石，沉得很。村里人都说，义春这人闷，话不多，但心里有数。这“数”，是在穷山瘦水里浸泡了四十多年，一点一点沉积出来的。
　　起初，没人愿意当这个支书。峡河地方穷，工作难出成效，只有一身甩不掉的责任。大家推来推去，最后目光落在王义春身上。他那时还是村医，可看着大家伙儿躲闪又期待的眼睛，他点了头。这一点头，便六个春秋。
　　上任头一件大事，就是拉自来水。峡河虽叫河，可住在半山和塬上的乡亲，吃水却难。挑一担水，下一个陡坡，再上一个陡坡，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叫得人心焦。王义春带上几个人，先沿着七十里河道一步步走。河道里乱石磊磊，水在石缝间钻来绕去，清得能数清水底的石子，却偏偏上不了山。他蹲在河边，伸手试了试水温，凉意顺指尖直往骨头里钻。“河道的水，得从上游往人户家引。”他指指半山腰，“光靠河不行，还得从山上找泉眼。”
　　那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两岸的沟沟岔岔踏了个遍。哪条沟里有细流，哪面坡渗水，他都记在心上。可要把水引到各家，谈何容易。管子得人扛上去，沙子水泥得人背。办法只有一条：干。
　　解决了生活用水，还得发展经济。峡河的地是巴掌大的地，零零碎碎挂在坡上，种苞谷洋芋，收成只够一家口粮。年轻人像出窝的鸟儿一个个飞走了，留下的人眼神空落落的。王义春琢磨着，这地方土薄但林深，最值钱的就是这漫山遍野的资源与气候。天麻和茯苓性子阴、爱湿润，正适合这峡谷气候。
　　起初大家观望，怕这埋在土里的东西像一场梦，醒来便空了。王义春也不多劝，先带着村委一帮人在林下种了一亩。白天忙村上的事，傍晚一头扎进蓊郁的树林，弯着腰拨弄菌材。收成时，一锄头下去，挖出的天麻白生生、胖乎乎。茯苓结得比脸盆还大，沉甸甸地抱在怀里，能感到一种敦实的喜悦。消息传出去，村民眼睛亮了。王义春把种子分下去，挨家挨户教怎么埋棒、排水、遮阴。手在泥土里灵巧地翻动，嘴里不紧不慢地讲着，比任何专家都让人信服。
　　防汛是村委的重要工作之一，峡河的路，经不起一场真正的大水。每年汛期前，他便带人备沙袋、清边沟、固边坡，把路肩上每处松动的豁口堵严实。他在山上隘口设了简易雨量观测点，逢暴雨欲来，整夜不睡，打着手电在河边走来走去，看水势，听山响。那几年夏天，他总是很晚才回家，甚至不回家。有一年，百年不遇的山洪从上游碾下来，把他刚带人加固的路基齐刷刷掀去半边。王义春站在雨里，浑身湿透，嘴唇发青，却没骂天。他只是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碎石的泥浆，像要把那些被水冲走的东西一把把再抓回来。
　　防灾减灾，渐渐成了王义春和同事手头最重的工作。他给全村老房子做了登记，哪家屋后是松动的坡体，哪家地基离河床太近，心里一本账。哪年哪月哪场雨下了多少，哪条沟的洪水涨到竹竿第几格，都记在一个磨得发毛的蓝皮本子上。那本子放在枕边，夜里醒来就着手电的光一页页翻看，像在读一本与老天爷对弈的棋谱。
　　路好了，出去的年轻人更多了。王义春知道留不住，便不硬留。他和村干部在村部支起一张桌子，弄了台旧电脑，专门为打工的人登记信息、联系车、办手续。谁家老人病了，一个电话打来，他便跑前跑后请医生送医院；谁家小孩上学户口没办，他便揣着材料一趟趟跑。他说，得让出去的人心里踏实。
　　日子慢慢流着，像峡河的水，看似平缓，却一直在前进。夹岸的芦花依旧年年开、年年飘。只是村里的日子，不再是那轻飘飘没有着落的芦花了。它有了水，有了路，有了产业，有了一份沉甸甸的希望。而这所有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沉默的影子，一个像青石一样沉在峡河河床上的书记。他的背，或许有一天也会像父辈那样渐渐弯下去。但他那条被汗水浸透的脊梁，早已在这七十里山河间，成了另一种坚忍的山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