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车厢，远远就看见山脚下那栋土墙灰瓦的房子。房屋后面有一片竹林，竹子是母亲40年前栽的，如今已高过屋顶；旁边有一块菜地，那是母亲刨开乱石坑整的，想必满园的瓜果蔬菜正等着我吧!
　　从高铁站站台望下去，群山围着一个盆地，村子沿着山脚排开，田野铺在中间，工厂和景区的屋顶沉在盆底，靳家河从中间穿过，往南流去。身后，轨道上静卧着那列白色火车，车身上“和谐号”三个字格外醒目。
　　四十分钟前，在城里给母亲打电话，说准备回家到菜园子摘菜。坐上高铁，还未来得及打个盹儿，双脚已经踏在家乡土地上。我踩在新铺的地板上，走得很慢。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边走边看着墙上的壁画。时光像被什么压缩了一下，又慢慢松开了。
　　昨天漫川关高铁正式通车，今天我就迫不及待来体验了。商洛西站至漫川关站，22分钟，一分不差，以前回老家自驾要一个半小时。
　　站房建在土地岭的半山腰，“漫川关站”四个隶书大字立在屋脊上。我很快在这里找到了秦风楚韵的影子：两侧层层叠叠铺开的屋顶，两端微微起翘的檐角以及一排排支撑它们的马头墙立柱。
　　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河流、泥土和草木气息，是那样熟悉而温暖。记忆里家乡是被群山裹着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西方向，各有一条去县城的黄泥公路，一二百公里，在山里弯过来绕过去，客车要在数不清的“之”字形弯道上吭哧吭哧地爬。夏天车厢里又闷又热；冬天路面结着冰，车子要绑防滑链。父辈进一趟城，顺利的话要颠簸大半天；若遇到车辆爆胎，耗上一整天时间也是常有的事。
　　迎着风，往广场东走不远，可以看见靳家河南岸高大的砧子石。再往北几百米，有个洞口，叫豹子洞。看到豹子洞，我就想起爷爷。
　　我爷爷年轻时，家乡没有通车路，往南是汉江水路，往北是骡马古道。那时，他做地下交通员，从漫川关到山阳县城，两百多里的山路，靠一双腿来回走。爷爷说，秦岭冬夜月黑风高，不敢点火把，靠着感觉往前走。比黑夜更可怕的是“活物”。有一回走鹘岭，在鹰嘴石附近，猛然听见灌木丛里有响动——一头金钱豹探出头来。爷爷举起土铳，用枪口对准豹子，死死盯着它的眼睛。对峙了一会儿后，豹子退回去了。爷爷愣了好一会儿，发现贴身的衣服湿透了。后半夜才赶到县城，和组织断了联系，怀里揣着重要信件，他不敢合眼，在街角一个破门板后蜷着。天亮的时候，手脚已经没了知觉，信还在。
　　这件事爷爷讲了多少次，我记不清了。但记得每次讲到豹子的时候，他脸色紧绷、目光深邃，讲到信送到的时候，嘴角才微微松了。每次讲完，他总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两下，说：“路，难走啊！可再难，只要肯往前走，脚下总会有路。”
　　广场上，乡音从不同方向浮过来，时高时低，有古镇街上口音，有后山纸坊沟口音，有南坡口音，有东湾口音……离乡三十多年，我依然能分得出他们的口音来自哪条沟哪道湾。闭上眼，恍惚间，我听见了桨板拍着汉江的水，把南方的米、茶叶、瓷器一船一船推上来；又如骡铃在秦岭的山道上颠着，把北方的桐油、盐、生铁一筐一筐卸下来。
　　漫川关，在地图上不过是鄂陕交界处的一个小点。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点，船从汉江上来，骡马翻越秦岭去长安，货物在这里换了手。到民国初，“南船北马”才渐渐歇下来，漫川关水旱码头便安静了，像一支唱了千年的山歌，落到了最后一个音。
　　后来，福银高速要经过这里。修高速路那年，爷爷已经不在好几年了。修路队进驻村庄，租东家房屋西家院子，大机器开进了稻田、河边和山坡。两三年时间，一条笔直的大路建起来了。奶奶有晕车的毛病，山路弯急，每次坐车都吐得厉害，出一趟远门像大病一场。路面铺好了，奶奶和一群老太太互相搀着，走上那条黑得发亮的路。走着走着，奶奶忽然停下来，转身对旁边的人说：“路真宽、真平啊，等通车后，怎么都要去市里看看孙子。”奶奶没有等到通车，在那个夏天走了。通车那天，母亲去了。她站在路边，看着车辆呼啸而过，想起晕车的奶奶，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高速路通了，县城近了，州城近了，西安也近了。游客、商客进来了，核桃、茶叶、腊肉等运出去了。古镇渐渐又有了人气和生机，后来评上了4A级旅游景区。
　　有一天，一群穿反光背心的人又出现在河边、田野里和山梁上，钻探、打桩、测量，在图纸上写写画画。那阵子，村里人半信半疑，高铁真的要来了？那是北京和上海才有的东西，怎么会到我们这山沟里来？
　　远处，桥墩林立，钢轨直贯群山，一列火车正从上面驶过，轰隆隆的声音在山谷回荡。夕阳正从西山斜照过来，整个盆地一片金色。老屋掩映在浓绿之中，屋顶泛着暖光。
　　我迈开脚，往老屋方向走去，那里炊烟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