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民
　　2026年7月，商洛花鼓戏《主角》在上海演出。这个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剧种，用它独有的艺术方式，在上海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从“文化还乡”到“文化破圈”的精神旅程。
　　商洛花鼓戏《主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次简单的“改编”，而是一场“文化寻根”。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作为商洛籍著名作家，耕耘戏曲园地多年，原著《主角》这种高度戏剧化的文本特质，为舞台改编提供了丰厚的叙事基础。在著名编剧兼导演徐小强这位同样是商洛籍的艺术家接手时，更因文化血脉的相通而拥有其他改编版本无可替代的精神亲近感。将《主角》搬上商洛花鼓舞台，既是为文本的戏曲基因找到最适宜的生长土壤，也是商洛籍艺术家们共同完成的一次精神还乡与文化寻根。
　　当文字中的秦腔魂魄遇见舞台上的花鼓乡音时，一切似乎来得恰到好处，如同一颗种子，终于落进了那片熟悉的泥土。陈彦曾在《徐小强剧作选集》序言中称赞其为“直接从民间生长出来”的“老戏骨”，始终“贴着观众写戏”。此番改编《主角》，徐小强带领团队紧扣“戏曲人在艺术与命运中坚守淬炼”这一主线，将近80万字的小说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舞台呈现，将忆秦娥数十年的人生起落梳理成清晰的戏剧脉络。剧本前后历经五轮修改打磨，使原著丰厚的文学意蕴在花鼓戏舞台上得以有效转化。
　　该剧对“主角”主题的把握尤为耐人寻味。忆秦娥的一生是一曲交织着偶然与必然、被动与主动的人生咏叹。她从未争过主角，却一步步被推到了舞台中央；唯一一次主动开口要演主角时，却被自己的学生所取代。“不争”成全了她，“争”反而失去了她。这种命运的悖论，在花鼓戏的舞台上获得了更为深长的回响。楔子与尾声里“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戏终了，人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闭了”这几句极简的伴唱，道尽了忆秦娥的一生，也道尽了所有在命运中浮沉的人：聚散有时，悲喜无常，大幕开了又闭，戏还在继续。
　　这不是一出“用戏曲包装的小说”，而是一出“从戏曲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戏”。它不是在“复述”一个外来的故事，而是在“重述”一个本该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改编创作者对原著精神的把握，不仅仅是来自文本分析，更是来自文化血脉的相通。
　　在音乐上，商洛花鼓戏《主角》的创作团队，完成了一次大胆的音乐革新。商洛花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辛书善担纲该剧作曲，他联袂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韩兰魁，首次将交响乐元素深度融入花鼓戏体系。筒子胡的悠扬、传统锣鼓的铿锵、“一人唱、众人和”的经典帮腔形式，在现代交响乐的烘托下，营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唯美意境。剧中“放羊歌”旋律贯穿全剧，从第一折忆秦娥在九岩沟山坡的“哎嗨呦”到第七折小雨的呼应，形成贯穿性的音乐母题。第五折“迟秋桂花吟”，是全剧最令人动容的一段。“三秋时节桂花开，诗韵郁香两清洁”的唱腔，在音乐的烘托下层层漾开，仿佛整个舞台都浸在了桂花的香气里。那忧伤是淡的，却浸得深。
　　在舞台呈现上，舞美、灯光、服装造型设计让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精神在现代剧场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第二折忆秦娥“逃回九岩沟”的段落，舞台上没有复杂的山水地貌，仅通过灯光的切割和演员的表演，便营造出山路、吊桥、牧场多重空间的自由转换。这种虚实相生的处理，正是中国戏曲“以虚写实”美学精神的精妙体现。
　　灯光设计不仅构建了从县团戏台到都市剧场的时空流转，更以光影外化了忆秦娥四十年艺术生命与内心波澜的起伏。当忆秦娥在第七折中“缓缓上台”又“渐渐消失在舞台后面”，漫天梨花如雪飘落的舞台画面，配合低沉的伴唱，将人物的命运感与舞台的意境美融为一体：不知她的心情是欣慰还是失落，剧作将阐释权交给了观众。
　　当晚演出结束，演员登台谢幕，全场观众自发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贯穿剧场。这来自黄浦江畔的掌声，是对“秦岭原音”最真挚的认可。从秦岭深处到黄浦江畔，商洛花鼓完成了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远行。真正令人深思的，是这种远行所引发的文化对话。
　　商洛花鼓戏《主角》之所以能够打动上海观众，不仅因为故事本身的感染力，更因为那种带着泥土温度的艺术表达，击中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对真诚、对坚守、对质朴的渴望。
　　多年来，商洛市地方戏曲研究院持续推动商洛花鼓走出秦岭。十年前，他们携《带灯》到沪参加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2023年，《情怀》受邀参加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月亮光光》《若河》等优秀现代戏也多次登上全国性平台。
　　《主角》登陆上海宛平剧院，是“远行”之路上又一座醒目的路标。这是一场“文化还乡”的生动实践，也是一次“文化破圈”的有益尝试。这条路径的特殊价值在于，它证明了地方戏曲在当代的文化活力，不是盲目靠迎合都市审美获取生存空间，而是通过回归自身的文化根脉来获得不可替代的艺术力量。还乡赋予远行以底气，远行赋予还乡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