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是位出色的掌勺人，做得一手好餐食。
　　外公赶集带回一副猪肠，挂在堂屋隔墙的钉钩上。屋后邻居家过事，他急匆匆前去搭手料理。外婆割猪草从地里回来，瞥见墙上的猪肠，口中轻声念叨：“弄这些东西回来，真嫌人不够忙。”她从柜底下搬出大盆，拿葫芦瓢从水缸里舀出大半盆清水，把猪肠从钉钩上取下放进盆中浸泡；又掀开柜盖舀出两碗糯米装进洋瓷盆，仔细淘洗干净，随后也匆匆赶去邻居家帮忙。
　　年幼的我满是好奇，伸手碰了碰盆里的大肠，滑腻的触感带着浓浓的腥味，便觉得没了趣味，遂跟在外婆身后跑来跑去。她在厨间帮厨，一会儿躬身在案板边，菜刀起落，得心应手；一会儿弯腰把荤素菜肴倒进大盆，撒上各式调料拌匀，再分装到菜盘里，浓郁的味道扑鼻而来。
　　待一切忙完后，回到家中，外婆抓了两把面粉撒在猪肠上，反复揉搓沥干，又从瓮边的旮旯里翻出一根细钢筋棍，顶端带着小小的弯钩——她管它叫“顶针”，当作翻肠的工具。她缓缓将铁钩从肠口探入，从另一头穿出，借着钩子巧妙地把大肠翻面，再撒上面粉搓洗冲净。
　　“‘顶针’要慢慢地穿，千万别把肠子戳破了。”
　　“肠子啊，得洗干净，不然味儿大。”
　　外婆把洗净的大肠剪成五寸长短，又寻来针线，将一头扎紧，往肠内灌满泡好的糯米，再将另一头封上，一根根码进簸箕，摆放得整整齐齐。
　　“外婆，这是要做啥吃啊？”她神秘地一笑，伸出湿漉漉的手指轻轻刮了下我的鼻梁，“快去烧火，咱吃黄金大肠。”
　　我蹲在灶膛口，向灶洞里塞满柴火，划开洋火点火。老式土灶用泥土砌成，不像新式灶台架有烟囱，烧火格外费心。火苗调皮易熄，稍不留神就要灭，我只能举着竹制吹火桶吹火，吹得腮帮子发酸，浓烟从灶口涌出来，呛得连连咳嗽。等到铁锅里的水沸腾了，外婆架上蒸笼，铺好蒸布，将裹了层淀粉的大肠放进蒸笼，盖上笼盖。忙完手头琐事，她跟我一起坐在灶膛口，教我吹火，不时地向灶膛里续柴。
　　“吹火讲究法子，要对着火根底下吹，就像人干活，力道要使匀称，不能心急。”
　　“外婆，蒸好了就能吃了吗？”
　　“蒸熟了能吃，油炸一下会更好吃，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心里充满疑惑，她脸上满是温柔笑意。
　　蒸汽顺着笼盖缝隙丝丝缕缕漫出来，糯米与肠肉交织的香气，笼罩着整间老屋。不知等了多久，笼盖掀开的刹那，糯米肠胀得圆润饱满，下入热油锅煎至金黄。盛在粗瓷碗中，咬上一口，糯米软糯鲜香，油脂的香气在舌尖散开。
　　那年我抽空看望独自在家的外婆。她佝偻着背，在灶上热了馒头，炒了半碗我喜欢吃的肥肉片儿，一股脑儿夹给我，我吃得干干净净。那是外婆给我做的最后一次饭。
　　如今，外婆常常坐在场边核桃树下的石头墩上，已经认不出身边的晚辈，也再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常常遥望河对岸的洛峪湾口，那是外婆老屋的方向，飘着黄金大肠的烟香。